住進城市的高樓里，日子久了，憋得慌，是很想去鄉村走走看看，特別是故鄉那秀美的山，清澈的水，起伏不斷的山巒丘壑，還有兒時那些天真爛漫的故事，常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中，那些流淌在故鄉的歲月，讓我魂牽夢繞……

一

提及故鄉首先想到的是老屋，說是老屋，其實不老，她還不到三十年的歷史，但因為現在沒人居住，周圍雜草叢生，顯得破敗蒼老。一把銹跡斑斑的鐵鎖鎖住的屋內，灰塵和蜘蛛絲隨處可見，那些熟悉的大灶臺，火爐子，鐵鍋頭，木碗柜，石水缸，散亂地躺在屋子里，一家七八口人共同生活的畫面仿佛就在眼前。還有那靜臥的農具——拌桶、犁頭、磨耙……我們全家的得力家當，在我面前是那樣熟悉和親切。那欲倒未倒的牛圈，豬圈，雞圈，總會呈現出曾經飼養的牛、豬、雞，是那樣的壯、肥、旺。

五排四間一樓一底的房子，在當年，那是我們村子里的第一座樓房，全村幾千人，好不羨慕。那也是父親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父親是村里第一個開手扶式拖拉機的人。但父親開車那些年，幾乎傷透了他的腦筋。拖位機是集體的，一旦開回村子，沿途返鄉的村民都會爬上車，一直到村子里，那車會裝得滿滿的，有點像印度人坐火車一樣車外四處都掛著人。人，物，甚至還有豬狗之類，混雜在一起，車頭車尾全是。父親說，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拉，因為路況不好，出了車禍誰負責；不拉，又得罪了他們。那時進村子的機耕路是土路，一點不好走，只有晴天才能進出。上坡，有時車會爬不動，車上的人就會下來幫忙推。因為想搭車，所以他們推得也很賣力。在村民的心中，拖拉機是村子里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坐上它如同今天坐寶馬車一樣，也是一種享受。至于安不安全，他們想得不多，一旦出事，責任歸誰，那個時代法律還不健全，村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也許是那種自然條件下，人們的智慧與潛能，生活生存觀念只能如此。

在村民眼里，父親是一個能干有辦法的人。因此在村民心中父親威信很高。但因拒絕別人搭車也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我的一位叔父挑著很重的一擔樹柴返村，想搭車，可父親不準他上車，結果兄弟倆反目為仇。他們很多年幾乎沒有說過一句話，仇人一般。為此父親恨心不再開車。

后來父親承包了村里開辦的酒廠。作為村子里第一個敢于承包村辦企業的人，何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用當時最時尚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村里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

記憶中，那酒廠在村子里的大禮堂里面。釀酒的灶臺就設在禮堂的戲臺上，有六個發酵的池子在大禮堂的一側。其余的地方用作釀制過程中的攤地。每一次煮酒的師傅都會指揮工人，用撮箕把大鍋里煮好的玉米或者高粱撮到攤地上涼風。涼到適當之時，灑入醴藥，再和上谷殼之類的東西，用鐵鏟翻動幾次就入池子里發酵。發酵的時間一般是七天。這七天之中是釀酒最為關鍵的時候，酒師傅總會在那池子邊走來走去，用手摸一摸，用鼻子嗅一嗅，甚至還會在那發酵池子里抓一把出來用嘴舔一舔，從他的表情中能夠感受到哪一池子發酵的好壞。待到發酵期滿后，師傅與工人們一道會將池子里的料搬進灶臺里的烤酒鍋中。當一股清泉般的燒酒流入酒缸中時，那酒的醇香會散發在整個廠房間，這時師傅與工人們都會激動地爭著去品嘗。那種興奮與快樂就迅速洋溢在他們的臉上，歡笑聲，尖叫聲，飄蕩在廠房的上空。如果父親在酒廠，當中就會有一個人會大聲嚷著，恭喜吳老板，好酒出來了，快來喝酒——那種場景深深地烙在我的記憶深處。

一個酒廠煮酒的師傅是關鍵，可管理也缺少不得。但缺少經驗的父親和更無知的我們對承包和管理的概念也沒有。從大集體到承包，老百姓的觀念沒有完全轉變。那時，父親一邊要忙外面去收購玉米、高粱等釀酒用的糧食，更多的時候是到更遠的地方去拉糧食回來，一出去就是好幾天時間。釀出的酒，要拉出去銷售，要燒的煤，也是從十多里路遠的煤廠用黃牛馱運回來，幾乎天天都有進出的貨源。這一進一出，加上生產線上工人的管理，父親哪里管得過來。正在讀初中的我成了家里的內勤管理。每天收酒入缸，量度，上賬，計算產量……都是我放學回酒廠要做的工作。做這些有知識含量的活兒，我還是能幫上父親一把，可晚上那糧庫里的糧食和堆煤房的煤被精明的工人偷沒偷，我們是全然不知。沒有經驗的父親，全憑一份最純樸的信任與他們打交道。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有些村民來酒廠里挑釀酒之后的酒糟子回去喂豬。因為那不要錢，村民都會趕到工人烤完酒出鍋渣時來挑，有時還要發生爭搶，沒有挑到的村民還會罵我們。好像那是公家的財產，被我們家霸占了一樣的痛恨，我們家掙了錢，在他們心中一點也不干凈，甚至我還聽到有人議論父親貪污了公家的財產……今天想來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無知的我，那時一句回敬反駁的話就沒有說，好像村民說得本來就有理。無奈的我，積在心里的只有委屈和辛酸……

就是那一年的冬天，因為全縣盲目擴大生產規模，附近的幾個鄉鎮幾乎村村都辦了酒廠。沒過多久，因為生產的酒過剩，大量囤積的白酒銷售不出去。父親通過關系把酒運到縣醴酒廠，可又因縣醴酒廠倒閑，有成千上萬的酒款沒有收到，反而欠縣醴酒廠的糧食款硬逼著先收回去，父親忠厚誠實膽小怕事，四處借錢才湊齊。可后來縣醴酒廠欠我們酒廠的錢也沒有完全要回。然而其他很多酒廠拖欠國家的稅收都是不了了之，而我們酒廠欠國家的稅收也一分不少地交清。因為那酒廠上繳稅收的稅務帳，完全是我一個只有十三四歲的初中生做的帳本，沒有半點水分。我哪想得到做一本假賬來應付稅務所的人呢？

父親承包酒廠賺了多少錢，我們不得而知。停廠之后的父親，回到社里當了社長。也就是那一年冬天，我們家里開始修房子，起初父親本不想修樓房，是幾位親友的鼓勵和勸說“酒老板修不起樓房，多沒有面子”，父親才下了決心。我們家有三個兒子，修五排四間，老大和老幺各兩間，老二考學出去就不要房子。對于考學，我那時沒有把握，能不能跳出“農門”，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父親還是在那樣設想，也是那樣行動的。

1985年的冬天，我們村里的第一幢樓房在噼噼啪啪的鞭炮聲中落成了。也正是那個冬天，我們家修房子期間，來了兩位湖北老頭。那年，大哥正在湖北省谷城縣石花鎮當兵，他在部隊做的是放電影工作。因經常到地方的電影公司拿影片，結識了當地電影公司的經理，在長期的交往當中，讓經理看中，他想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大哥，因此不顧路途遙遠，來到四川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那經理就是兩位湖北老頭中的高個子，叫宋大云，與他同路來的是石花鎮剛退休的鎮長。當他們慕名來到我們家時，父親正在集上賣豬肉。傳信的人說，大哥部隊上的首長來咱們家了，父親以為一定是好事來了。他猜想可能是大哥在部隊里入黨提干的事。父親挑著沒有賣完的豬肉跑著回家，一身大汗淋漓，來不及洗涮就握住兩位“首長”的手，道出一番熱情洋溢的迎客辭。那宋老頭也順勢應著父親，父親怎能不高興。可是當父親得知那身材高大的宋老頭是為大哥留在湖北成為他家上門女婿而來的時候，父親的臉色剎那間變得很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