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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鐸（1592－1652）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又號癡庵，別署煙譚漁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時家境十分貧寒，過著"不能一日兩粥"的生活。明天啟二年（1622）中進士，累擢禮部尚書。王鐸身逢亂世，仕途多變，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禎帝自縊于景山。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待為東閣大學士。入清后，他降清，清授予他禮部尚書、官弘文院學士，加太子少保。王鐸由明朝舊臣變為清廷新貴，在以氣節自持的明代遺民眼中是被鄙夷的貳臣，因此，他始終抑郁不樂。入清之后，王鐸做了8年的官，于順治九年病逝故里。乾隆帝時，朝廷借敕編《四庫全書》之際，查毀了王鐸的全部書刊，并將王鐸列入《貳臣傳》。
王鐸博學好古，工詩文。好古博學，詩文書畫皆有成就，尤其書法獨具特色，世稱“神筆王鐸”。他的書法與董其昌齊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稱，他書法用筆，出規入矩，張弛有度，卻充滿流轉自如，力道千鈞的力量。王鐸擅長行草，筆法大氣，勁健灑脫，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鐸草書詩卷跋》中說：“元章（米芾）狂草尤講法，覺斯則全講勢，魏晉之風軌掃地矣，然風檣陣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趙、董輩所能及也。”他的墨跡傳世較多，不少法帖、尺牘、題詞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擬山園帖》和《瑯華館帖》。
王鐸因他在明亡之后降清，在氣節上頗多可疵之處，故許多人對他的人品常有微詞。但其書法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深受歡迎。日本人對王鐸的書法極其欣賞，還因此衍發成一派別，稱為“明清調”。他的《擬山園帖》傳入日本，曾轟動一時。他們把王鐸列為第一流的書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鐸）勝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王鐸善于畫山水和梅闌竹石，他的畫主要繼承了五代的靳浩和關同的風格，王鐸的作品丘壑高峻，氣勢雄偉。同時他也吸收董源和王維的畫法，主要以水墨暈染為主，皴擦不多，略施淡色，山川顯得厚實雄偉，生機勃勃。他的山水畫景色比較寫實，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間，他的山水畫是以元人的筆墨技法畫出了宋人味道。王鐸的人物畫極少見,而且畫法比較簡略，寫意。
王鐸，1592年生，1652年逝世，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書家。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明天啟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清，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安。工真、行、草書，得力于鐘繇、王獻之、顏真卿、米芾，筆力雄健，長于布局。梁評其“書得執筆法，學米南宮，蒼老勁健，全以力勝。”清姜紹書《無聲詩史》稱具“行草書宗山陰父子（王羲之、王獻之），正書出鐘元常，雖模范鐘、王，亦能自出胸臆。”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當時書壇流行董其昌書風，王鐸與黃道周、倪元璐、傅山等人提倡取法高古，于時風中另樹一幟。近世對日本國書風有極大影響。存世書跡較多，刻有《擬山園帖》、《瑯華館帖》。《清史稿》卷七十九有傳。《王維五言詩卷》，書于崇楨十六年（1643），綾本，楷書、草書。凡32行，其中楷書13行，草書19行，每行不一。縱21厘米，橫165.5厘米。故宮博物院藏。在書法上王鐸是一位各體皆能、風格多樣的書法全才。無論是偉岸遒勁的大楷、高古樸厚的小楷書，還是他那飛騰跳躑的行草書，在晚明書壇上都應說是一流的。正書在王鐸作品中不多見，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此詩卷前半部分，無論是字的大小、結體、字畫、字距，皆給人一種奇特的感受。詩卷后半部分的行草在王鐸作品中則不乏見，章法變化豐富，行筆能縱能斂，整體感強，結體欹正莫測，點畫錯綜復雜，線條枯實互應，故其成就被人給予很高評價。
代后期著名畫家、書法家、書畫理論家、書畫鑒賞家。“華亭派”的主要代表。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禎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號思白，又號香光居士，人稱“董華亭”。萬歷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華亭（上海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為華亭縣地，清屬松江府。華亭、云間、松江、上海、婁縣俱為一地)。
董其昌少年時即負盛名，家中富有，好書畫，并以書法名垂海內。神宗萬歷十七年中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曾做太子太保等職。精鑒賞，富收藏。既是畫家、書法家，又兼美術評論家。著書有《容臺集》、《容臺別集》、《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等。平生對書畫理論見解相當豐富，竭力推崇和提倡“文人畫”的“士氣”。曾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董其昌才溢文敏。在當時書法上就有“邢張米董”之稱，即把他與臨沂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鐘并列；繪畫上有南董北米之說。他與莫是龍、陳繼儒提倡“南北宗”之說，即把“院體”山水畫與“文人畫”人為地分為南北兩派。
董其昌是明代大家，繪畫上，他專長于畫山水，宗法董源、巨然、高克恭、黃公望、倪瓚等，尤其看重黃公望，他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面貌，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這種面貌的作品比較常見；另一種則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他十分注重師法古人的傳統技法，題材變化較少，但在筆和墨的運用上，有獨特的造詣。他的繪畫作品，經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并在題識中加以標榜，雖然處處講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夠脫窠臼，自成風格，其畫法特點，在師承古代名家的基礎上，以書法的筆墨修養，融會于繪畫的皴、擦、點劃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樹石、煙云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拙中帶秀，清雋雅逸。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首領。
董其昌在書法上也有杰出的成就。他的書法廣泛臨學古人，融會變化，尤其擅長行、楷書。早年他從顏真卿入手，后改學虞世南。他認為唐書不如魏、晉，于是又學鐘繇、王羲之，兼吸取李邕、徐浩、楊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長，晚年仍歸入顏真卿。他的書法綜合了晉、唐、宋、元各家的書風，自成一體，筆畫園勁秀逸，平淡古樸。在章法上，字與字、行與行之間，分行布局，疏朗勻稱，力追古法。他作書與作畫都以生拙取勝。他的書法影響深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書為宗法。
董其昌一生極為勤勉，又享高壽，所以創作了極多的書畫作品，流傳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論為真跡的收藏在故宮、上海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處。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繪畫方面較著名的有：《高逸圖》軸，作于63歲，略仿倪、黃、筆墨麗秀是中晚年佳作；《關山雪霽圖》卷，作于81歲，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據卷末自題，此卷是從關仝的《關山雪霽圖》原幅改寫而成。藏于故宮的著名書法作品有：《月賦》卷，作于47歲，取法唐晉，筆畫秀娟，是早年小楷書精心之作；《東方先生畫贊碑》，作于50歲，所作楷書，師法顏真卿，字體規整，行氣疏朗，是中年時期楷書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歲，楷書、師法顏真卿，結體端正，法度嚴謹；《岳陽樓記》卷，作于54歲，大行書，師法顏真卿、李兆海。運筆中鋒直下，轉折流暢，反映了中年時期行書面貌。《路馬湖記》卷，代表晚年行書之作。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畫《江干三樹圖》、《秋興八景》大畫冊（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與此同樣還有一本大畫冊，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書法作品《金沙帖》；南京博物院藏有書法作品《松江府制浩》，吉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畫《晝錦堂圖》卷。
董其昌作品比較珍貴，但在流傳過程中贗品不斷充進去，至今已難見精品，可說贗品充斥市場，尤其是民間收藏，即使不是贗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藝術市場董其昌作品較多，歐美收藏家喜歡他的書畫，但由于難辨真假，所以不敢輕易出大價購買。反之，一旦能確認確是真品，則不惜重金，以購到手為目的。1989年6月紐約拍賣過一幅他的《婉孌草堂圖》被專家認可，價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達165萬美元，成為當時僅次于《元人秋獵圖卷》的第二幅價格最高的中國古代書畫，此圖之所以能為專家認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記載過這幅畫，此畫曾為王鴻緒、安儀周、乾隆收藏，著錄于《平生壯觀》、《墨緣匯觀》、《石渠寶籍三編》。這幅山水畫,筆墨韻厚重，皴法細密，氣韻雄渾，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畫的最高成就，畫面空白處則填滿了各名家題跋，是難得的精品、真品。以后，紐約市場一直沒出現過這么好的精品作品，因此價格也一直沒上去,1990年共見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書》二十七開冊，售價為1.65萬美元；第二幅是《行書》手卷，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軸，僅賣到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牘》十一開冊頁，售價1.4萬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霽圖》絹本手卷，賣到1.5萬美元。作品辨偽董其昌作品流傳多，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許多人為其代筆，這比一般的仿制要難予分辨。啟功先生專寫一文《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詳加考證。據現代學者研究，書法的主要代筆人最著名的是吳易，作畫的代筆有趙左、僧珂雪、沈士充、吳振、趙問、葉有年、楊繼鵬等。董其昌的代筆畫，大多是自己落款蓋章。水平較高的代筆之作大多出于趙左、沈士充之手。
阮大鋮（約1587～約1646）中國明末戲曲家。安徽懷寧人。字集之，號圓海、石巢、百子山樵。天啟間官給事中，依附閹官魏忠賢，為人奸詐猾賊，嗜權罔利，時人稱之為小人中之小人。崇禎二年(1629)，魏黨事敗，他名列逆案被罷官，避居南京，招納游俠，談兵說劍，但崇禎一朝終未得仕。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明亡。同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帝位，馬士英執政，阮大鋮得其薦舉，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晉為兵部尚書。他索賄斂財，鎮壓異己，對東林、復社諸人立意報復，大興黨獄。順治三年(1646)六月，清軍渡錢塘，阮大鋮率先剃發降清。清授其內院職銜。他感激涕零，自請為前驅，破金華后隨清兵入閩，過仙霞嶺時因病發死于道旁。一說阮大鋮聞馬士英被殺，自投崖下死，被戮尸。阮大鋮品格卑劣，為士林所不齒。但他頗有才華，尤善詞曲。所作傳奇戲曲有《春燈謎》、《燕子箋》、《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賜恩環》、《老門生》等10種，前4種今存，合稱《石巢傳奇四種》。詩文有《詠懷堂全集》。
明末時人阮大鋮(1578—1646)字集之，號園海，又號石巢。安徽懷寧人氏。萬歷丙辰科中會試，天啟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不久因居憂還里。阮大鋮曾經列籍東林，為高攀龍弟子，同鄉左光斗是一位讜直敢言的御史，也是大鋮倚以自重的朋友。天啟四年春甲子，吏部都給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鋮來京遞補。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準備改用他人。大鋮至北京，使補工科，因此心懷怨恨。于是暗中結交宦官進行活動。吏部不得已，重新任用大鋮為吏部都給事中，遂得償心愿。
大鋮自此投靠魏忠賢,與一班閹黨結為死友，造《百官圖》，以獻媚于魏忠賢。因為畏懼東林黨人的口誅筆伐，上任未及一月便自請歸里。大鋮回到故鄉懷寧，難免心有不平，私下謂親朋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楊漣、左光斗諸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捕入獄死，大鋮不免面有得意之色。不久又被召至京城，為太常少卿。再次進京為官，大鋮似乎預感到危機即將來臨，與閹黨的來往總是非常地小心。甚至每一次去拜見魏忠賢，都要以重金賄賂忠賢的門衛，要還其投遞的名刺。僅過數月，便又偵知大事不妙，復上書乞歸。崇禎改元，忠賢既誅。大鋮準備了兩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楊維垣處。其一專劾崔、魏之閹黨。其二“以七年合算為言，謂天啟四年以后，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把天啟一朝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對東林和閹黨各打五十大板。如此手段既為前史之未有，確實不枉史稱有機敏賊猾之譽。崇禎元年，大鋮三上京華，任光祿卿。可惜僅過數月，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不久被罷官，又重回故里。明年更是被欽定為通番逆案，論贖徒為民。從此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郁郁而不得志。
既然無官一身輕，大鋮于是游山玩水，作詩，娶妾，拍曲，演戲，也結交了不少東林名士，儼然晚明士紳的風雅生活。其實阮大鋮天生不甘寂寞，暗地里一直心存投機鉆營之心。針對阮大鋮準備卷土重來的陰謀。崇禎十一年七月，復社人士會集南京，起草《留都（南京）防亂公揭》。作為明末的一個重大政治事件，簽名者多達一百四十余人。這篇檄文揭露阮大鋮作為閹黨余孽，迫害東林黨的罪行；表達了復社志士為國除奸的決心。由于一時聲勢浩大，嚇的阮大鋮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在那里閉門謝客隱居了五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復相，大鋮亦曾出資相助，仍然期望能夠謀得一官半職。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此舉為大鋮弘光時最后一次地出山，得以撈取光宗耀祖的政治資本埋下伏筆。崇禎十七年為躲避農民起義軍，正式定居金陵居詠懷堂，位于今日江蘇南京城南庫司巷，此處即當年被百姓戲稱為“褲子襠”的地方。大鋮避居南京，頗招納游俠為談兵說劍，期望朝廷能以邊才見召。
明亡之際，南明弘光初立。在佞友馬士英的籌劃下，阮大鋮進‘長江要害’一疏，終于謀得兵部尚書高官。然而舉朝以逆案攻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有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偽國號曰順也。遂與馬士英密謀，干了不少殘害忠良，賣官鬻爵，排除異已的勾當。可惜弘光政權僅僅存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隨著清軍攻占南京而灰飛煙滅。在有限的政治舞臺之上，給有才的阮大鋮表演的機會不免過于短暫。識時務的阮大鋮在逃出南京不久，即偕一干幫閑等赴江干向清人乞降，以才子降清后，在清兵營中為清軍將領唱曲，“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嘆曰，‘阮公真才子也’。”后為王前驅，從清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在他人生最后一幕的鬧劇里面，完成了一個有才無德的文人所有地表演。
縱觀大鋮一生的官宦生涯，先后累計在一起，也只有大約二年左右的時間。因一時之貪欲，而留百代之罵名。當為不擇手段，鉆營鬻官者戒。然而大鋮其人雖然人品極差，卻是著實有文采。而且結交廣泛，在放意歸田的一段時間里，如史可法、文震孟、張岱、范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鋮游宴倡和的朋友。這在阮大鋮的《和簫集》和《詠懷堂詩》之中，都收有大量唱和之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大鋮《詠懷堂詩外集》乙部中,有十四首作于天啟甲子的還山詩，其中有：“星占處士山中臥，影弄嬰兒世上名，但使榆關銷戰斗，何妨花塢有深耕”。又有：“拂袖行呤歸去來，草堂猿鶴莫相猜，云霄自愧無修翮，雨露誰為棄不材”。雖然是描寫歸隱一類的詩歌，雖有怨氣，但卻不多，確是深得還山詩之三味。詩不但寫的漂亮，也并不脫離實際，倒是完全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大鋮不但在詩歌作上的確是文采斐然。而且于戲曲創作上，也顯示出過人之處。如《燕子箋》、《春燈謎》等陳寅恪先生認為尤推佳作。不過利用戲劇來進行政治宣傳，也是大鋮的一種創造。如大鋮在戲曲《雙金榜》中以戲中人，分別影射東林，東廠和自己。為自己進行無罪地辯解，再三表白自己的清白。大鋮的另一本傳奇《牟尼合》中，其中《伶（讠同）》一折，在傳世的刻本之中，甚至有兩種不同的內容。當是大鋮為取媚于權貴，所玩出的新奇花樣。
今日評論前人功過，當應不以人廢言。所以陳寅恪在遺作《柳如是別傳》中曾有一段談論阮大鋮的文字：“圓海人品，史有定評，不待多論。往歲讀詠懷堂集，頗喜之，以為可與嚴惟中之鈐山，王修微之樾館兩集，同是有明一代詩什之佼佼者”。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評語曰：“大鋮五言古詩，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練。律詩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論明代詩人，如大鋮者少矣。潘岳宋之問險詐不后于大鋮，其詩至今尤存。君子不以人廢言也”。更有胡先（馬肅）先生甚至稱大鋮為“有明一代唯一之詩人”。《中國大百科全書》之《中國文學分卷》中，在“清傳奇雜劇作家”中，也列入了阮大鋮的名字。
自古小人有才者亦多矣，如唐朝詩人沈（亻全）期、宋之問，宋代有孫覿、方回，蔡京，明時有嚴蒿、趙方華等。而每逢社會發生疾遽變革時代，尤其多見如此人品雖差，但是文采斐然的“精英”。此類人物過去有之，只是不知未來還會有怎樣的變故。在每個人短暫的一生之中，總是會在歷史長河留下自己蹤跡。綜觀阮大鋮的一生，就因為利欲熏心之故，而辜負了大好的文采。魯迅先生曾經指出：“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今人讀之，當以史為鑒也。
史可法（1601年—1645年），明末政治家，軍事家。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
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歷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9年），隨盧象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后，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杰、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后，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后被馬士英等人排擠，于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御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順治二年（1645年）5月10日，清豫親王多鐸兵圍揚州，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致《》拒絕投降。副將史德威史可法追隨有年，可法收德威為義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軍以紅衣大炮攻城。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可法表示：“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后壯烈就義。多鐸因為攻城的清軍遭到很大傷亡，心里惱恨，下令屠殺揚州百姓。大屠殺延續了十天，死亡八十萬人，史稱“揚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遺體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將其衣冠葬于揚州城天甯門外梅花嶺。后來全祖望曾寫《梅花嶺記》描述此事。
在圍城期間，多爾袞勸降，史可法寫就著名的《》：“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上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不卑不亢，流傳萬世。另著有《史忠正公集》。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學生，方苞曾寫《左忠毅公逸事》，述說史可法與其師左光斗之間的提攜情感，自是錚錚鐵骨、有血有淚。
附《左忠毅公逸事》全文及《》全文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仆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镵，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于史公云。
史可法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亡君父之仇，故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兇聞遂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云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即令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剃發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系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后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并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人懷忠義，愿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于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明鑒之。
明末清初廣寧（今遼寧北鎮）人，祖籍陜西武威（今屬甘肅），字瑞梧。明諸生。明末降清，值文館，隸漢軍鑲紅旗。崇德間，任秘書院副理事官，曾疏請定衣冠之制及從速入關、圖取中原諸事。順治元年（1644），授山東東昌道。遷湖廣布政使，擢左副都御史，巡撫安徽。六年，調廣東巡撫，鎮壓南明反清武裝。官至兵部尚書，兩廣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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