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血緣基礎是中國傳統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實用理性便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Www.Pinwenba.Com 吧先秦各家為尋求當時社會大變動的前景出路授徒立說，使得從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來的理性，沒有走向閑暇從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臘），也沒有沉入厭棄人世的追求解脫之途（如印度），而是執(zhí)著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以氏族血緣為社會紐帶，使人際關系（社會倫理和人事實際）異常突出，占據了思想考慮的首要地位，而長期農業(yè)小生產的經驗論則是促使這種實用理性能頑強保存的重要原因。中國的實用理性是與中國文化、科學、藝術各個方面相聯系相滲透而形成、發(fā)展和長期延續(xù)的。中國古代常喜歡說某家源于某官。在我看來，似乎也可以說，中國實用理性主要與中國四大實用文化即兵、農、醫(yī)、藝有密切聯系。中國兵書成熟極早，中國醫(yī)學至今有效，中國農業(yè)之精耕細作，中國技藝的獨特風貌，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重要現象。它們與天文、歷數、制造、煉丹等等還有所不同，兵、農、醫(yī)、藝涉及極為廣泛的社會民眾性和生死攸關的嚴重實用性，并與中國民族的生存保持直接的關系。所以，我在這些文章中曾不斷指出老子之于兵、荀易之于農、陰陽五行之于醫(yī)、莊禪之于藝（首先是技藝）的聯系，因為研究不夠，可能有些牽強，然而中國實用理性的哲學精神與中國科學文化的實用性格，我以為是明顯地有關系的。

從而，從哲學看，中國古代的辯證思想雖然非常豐富而成熟，但它是處理人生的辯證法而不是精確概念的辯證法。由于強調社會的穩(wěn)定、人際的和諧，它們又是互補的辯證法，而不是否定的辯證法。它的重點在提示對立項雙方的補充、滲透和運動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統的動態(tài)平衡和相對穩(wěn)定，而不在強調概念或事物的斗爭成毀或不可相容。中國古代也有唯物論唯心論之分，例如孟子與荀子，王陽明與王船山……，但由于主客體的對立和人我之分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唯物唯心之爭就遠未獲有近代西方哲學認識論上的巨大意義。而像“氣”、“神”、“道”、“理”等等，不僅僅是中國哲學而且還經常是中國整個文化中的基本范疇，有時便很難明確厘定它們究竟是精神還是物質?！皻狻笨梢允恰盎顒又奈镔|”，也可以是“生命力”的精神概念。“神”、“理”、“道”似乎是精神了，然而它也可以是某種物質性的功能或規(guī)律。中國也講認識論，但它是從屬于倫理學的。它強調的主要是倫理責任的自覺意識，從孔子的“未知，焉得仁”到理學的“格物致知”，都如此。

就整體說，中國實用理性有其唯物論的某些基本傾向，其中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它特別執(zhí)著于歷史。歷史意識的發(fā)達是中國實用理性的重要內容和特征。所以，它重視從長遠的、系統的角度來客觀地考察、思索和估量事事物物，而不重眼下的短暫的得失勝負成敗利害，這使它區(qū)別于其他各種實用主義。先秦各家如儒、墨、老、韓等都從不同角度表現了這種歷史意識。到荀子、《易傳》，則將這種歷史意識提升為貫古今通天人的世界觀。把自然哲學和歷史哲學鑄為一體，使歷史觀、認識論、倫理學和辯證法相合一，成為一種歷史（經驗）加情感（人際）的理性，這正是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一個特征。這樣，也就使情感一般不越出人際界限而狂暴傾泄，理智一般也不越出經驗界限而自由翱翔。也正因為此，中國哲學和文化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毋寧更欣賞和滿足于模糊籠統的全局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非邏輯、非純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領悟。具有抽象思辨興趣的名家和墨辯沒能得到發(fā)展，到了漢代大一統意識形態(tài)確定后，實用理性的思維模式便隨之確定，難以動搖了。唐代從印度引入為皇家倡導而名重一時的思辨性較強的佛教唯識宗哲學，也終于未能持久。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發(fā)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義的泛濫。它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國民族獲得了承續(xù)著一種清醒冷靜而又溫情脈脈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好歷史，以服務于現實生活，保持現有的有機系統的和諧穩(wěn)定為目標，珍視人際，講求關系，反對冒險，輕視創(chuàng)新……。所有這些，給這個民族的科學、文化、觀念形態(tài)、行為模式帶來了許多優(yōu)點和缺點。它在適應迅速變化的近現代生活和科學前進道上顯得蹣跚而艱難。今天，在保存自己文化優(yōu)點的同時，如何認真研究和注意吸取像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經驗論傳統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羅斯民族憂郁深沉的超越要求……，使中國的實踐（用）理性極大跨越一步，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構建，便是一件巨大而艱難的工作。它也將是一個歷史的漫長過程。

（※選自《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試談中國的智慧》，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