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庸之道”的“中國辯證法”的基本特征，如我以前所申說，在于把握“度”（適當的比例、關系和結構）來處理一切問題。Www.Pinwenba.Com 吧它既不是“一分為二”的斗爭哲學，更不是“合二而一”的“全贏全輸”（一方吃掉一方）。
我仍然欣賞美國人類學家C??Geertz的看法。他說，“人群有誕生日，個體沒有”（“Men have birthdays，but man does not”），同時又說：“成為人就是成為個體”（“Becoming human is becoming individual”）。也就是說，從歷史根源說，沒有脫離人群而獨立出現的個體，從而自由派的理論基石并不成立。另方面，從現實說，歷史發展到今天，今天的個體權益，特別是今后如何實現和發展個體所獨具的潛能、才智、性格，已成為人之為人的所在，即今日成為人，也就是成為一個“自己”。而這，卻又是民粹派或社群主義的理論所忽視或否認的。當然，這只是我個人對Geertz此言的解釋，但我以為這可以比較好地糾正上述兩派根本理論上的缺失。即從歷史說，從歷史淵源和人類根由說，有比個體權益更高的價值。社會歷史和道德義憤之所以能如此激奮人心，倫理主義之所以能成為獨立本體，具有強大力量，其故在此。但從現實說，即從歷史發展到今天說，革命年代已過，個體利益突出，千家萬戶都在追求物質生活（衣食住行）的改善。為此改善，都在要求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特別是企業家資本家們。我之所以贊成吸取自由主義許多具體要求，不在意它的基本理論的謬誤，也就因為它符合今日歷史潮流，這也就是歷史主義的精神。今天中國人作為人必須從各種傳統的、他屬的束縛下盡可能地解放出來。雖然，人及其活動、思想、情感等等都始終是他們所屬的人際環境和歷史傳統下的產物，但今天不能因反對原子個人主義而退回到以“社群”、“人民”、“國家”、“階級”或某種“新集體主義”為基礎上去。相反，仍應進一步研究如何發展個體獨特性，以此為根本基地，來考慮今后的集體（包括各種社群及民族、國家）走向和歷史發展。
正是在這一理論前提下，我提出了“告別革命”的“四順序”說，即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這四大問題（或四個方面）在中國現代化過程的關系。我并不把這四個方面看作截然劃開的歷史階段，但認為它們雖是相互滲透、緊相聯系，卻又仍可分出輕重緩急先后順序（包括時間順序）的課題、工作和“任務”。這個“順序論”遭到了兩派以及其他方面的猛烈攻擊，特別是我將“經濟發展”（當然是指市場經濟）列于首位，將“政治民主”置于最后，更成為眾矢之的。它被批判為“擁抱**”（自由派）和“背叛人民”（民粹派）。
本來，把“經濟發展”列為首位，應該與自由派不沖突，但由于根本理論有異，我的出發點是原典馬克思主義（經濟特別是生產力〔科技、工具〕是社會基礎）和原典儒學（“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不是“原子個體”、“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普遍原理”之類的西方論調，便理所當然地為自由派不容。“個人自由”，兩派當然都不反對，但與兩派不同，我著重論說的是，個人自由并非先驗原則，它必須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現實或要求才有意義。例如今天之所以能比五六十年代，個人有了更多的婚姻、遷徙、就業、居住等自由，減少了定量消費（糧票、油票、肉票、布票）等等的不自由，正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必然”變化。當然，我從不認為所有自由都可隨經濟發展而自發產生，而只是說，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將為爭取各種自由創造必要條件和客觀基礎。但由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卻仍然需要人們的主觀努力。例如今天我們已有口頭言語的自由，但還缺乏其他一些方面的自由，需要人們自覺爭取而不是坐視等待。而且，所謂“個人自由”，不僅需要從殘存的過去舊體制下，而且也必須從可能已有萌芽的新生黑體制（如城市的黑社會和農村復辟的宗族制）變相統治下爭取出來。
第三項社會正義，為民粹派所強調，自由派基本采取回避態度。“社會主義”應該是社會正義最突出最顯明的代表，它的精神在20世紀內已浸入各種政治、經濟體制中，但把它作為重要旗號，則是20世紀的**運動。在中國，**一直把它列為現代化行程的首位，把平等的理想非常具體地化為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原則。正是為了避免貧富分化，在農村批判“發家致富”，全面推廣高級合作社；正是為了“共同富裕”，早日“進入**”，而大辦人民公社；正是為了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發動“文化大革命”，大反“資產階級法權”，大整“精神貴族”的知識分子。毛一直希望迅速消滅城鄉差別、體腦分工，幻想取締八級工資制，廢除貨幣和分工（如“五七”干校、“學工”、“學農”、“學軍”）等等。這遠非經濟發展的要求，當然更置個人自由于腦后。這個毛式“社會主義”的理想曾經極大地鼓舞過中國人民、知識分子以及西方左派，但結果如何，大家清楚。沒有現代經濟發展和個人自由前提下的社會正義和追求平等，可以將社會弄到何等地步。可惜殷鑒未遠，已被忘卻。
最為兩派詬病和批判的是，我把政治民主置于末位。這里所謂“政治民主”指的是被認為具有普遍價值的多黨制、議會制、普選等西方現代民主體制。我一直認為，這并不是中國當務之急。沒有前面三項作為客觀前提，所謂“政治民主”如不是對廣大人民并無意義（如印度）；便是極不牢固，一夜之間便可蹤影全無（如非洲、南美各種走馬燈式的民主和軍事獨裁的交替）；或者就是為黑（黑社會）金（金錢）所操縱和控制。從世界史的經驗看，俄羅斯（20世紀初的改革和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伊朗（20世紀50年代的改革）以及菲律賓、海地（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都因置政治民主于首位，未事先適當解決經濟發展、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問題，于是或引發革命，使社會倒退或長期動蕩；或造成無政府狀態，生產癱瘓，經濟直線下降；總之，人民困窮，國家貧弱，悲慘至今。所以，我以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如同它的“經濟發展”一樣，需要尋求一條自己的改良之路：循序漸進，擴展人權，司法獨立。其中，漸進地有序地開放輿論，逐步實現言論自由，監督行政權力，便是當前有效的民主之路。而這，也正是第二項“個人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有如我一開頭所說明，“四順序”是“相互滲透”，而非四大分色，彼此獨立的。總之，簡單說來，基本分歧在于：自由派和民粹派始終反對將經濟發展列為首位，一個要求立即實行政治民主，一個激烈呼吁社會正義；我則仍然強調經濟發展第一，但日益重視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個人自由問題。我一直以為只有經濟發展是無可爭辯的“硬道理”，其他均屬有條件可講的“軟道理”。
這四項既是相互滲透并非截然劃開的獨立時段，它只有輕重緩急的先后順序，而且這“輕重緩急的先后順序”也只是就整體、一般而言，并非機械的僵硬規定，它隨具體事例具體情況仍有一定的靈活性和變異性。因此，在不同時間不同問題上，如何掌握四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便成為關鍵所在。這也就是我所強調的“度”的藝術。民粹派夸張當今社會的不公正、非正義，宣揚后現代主義的相對性、特殊性等等；自由派夸張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的合理性，宣揚啟蒙主義的客觀性、普遍性，等等，我都以為是“失度”。因之，如何將這四者在理論上研究、認識，在實踐上處置、安排得“恰到好處”，使其比例合適，結構合宜，并且隨時間和問題的不同而隨時調整，使四者關系既不失順序，又處在不斷的微調變化之中，從而使國家與社會、效率與公平、自由與平等、民族利益與國際合作……等等關系也得到穩定的動態安排，便是關鍵所在。例如，在今日經濟發展中，如何注意“社會正義”等方面應有的制約，而不像自由派所主張的全盤西化式的休克療法和放任自由，便并無理論公式或歷史范例可沿用。凡此種種，只有“摸著石頭過河”，努力總結經驗，作各種創造性的具體探究和實驗示范。這也就是我所謂的“西體中用”和“轉化性的創造”。今天，理論的“失度”似乎也是一個問題，在學院語言將問題不必要地繁復化的論證下，把本來明確清楚的事情弄得模糊甚至倒轉了，這對實踐極為不利。從而“度的藝術”也適用于今日理論領域。可見，如果問誰來掌握這個“度”？答案便是政府與老百姓共同掌握，通過輿論、法律等形式形成彼此協調，良性互動；而理論工作者于此更有責任。
總之，我所以強調“四順序”和“度”，是希望今天和今后能使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的悲劇性雖不可避免，卻應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本就是追求雜多、矛盾中的比例協調，關系恰當，結構合適，形成“中”、“和”，從而使社會相對和諧地平穩發展，以減緩嚴重的悲劇對抗。但是，在以不和諧、不均衡、不穩定為特征的自由派主張資本主義“普遍性”原則看來，這是否會成為某種大逆不道的反歷史的挑戰呢？
于是，該回到歷史悲劇問題了。就世界史看，如福山（Fukuy??ama）所說，自1806年耶拿戰役后，歷史已終結，即近代民主政制將無可避免地征服全世界。盡管歷史仍有反復，仍有倒退，仍有殘酷激烈的斗爭、戰爭和革命，但從千百年的宏觀歷史說，走向物質生活的繁榮富裕，從而自由民主政體的勝利，乃為“大勢所趨”、“大局已定”。這個被自由派斥為“淺薄的樂觀主義”、被民粹派斥為“資本主義辯護士”的“簡單”觀點，如果置放在馬克思主義（即認為現代科技和經濟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去掉那“最初的人”的黑格爾式的精神幻想，我以為，仍是可以成立的。在這意義上，今天為中國民粹派所高揚的貧富、宗教、文化的嚴重沖突，也將像歷史河流中有過的壯觀漣漪一樣，最終仍將消失。于是那“最后的人”出現了：享有著物質供應的富裕，沒有戰爭和革命的血腥，生活單調無聊，生命意義不可知曉。血腥的戰爭和革命曾經把人的倫理精神發揮到極致，它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崇高力量，在歷史主義全面勝利后的散文生活世界里，又到哪里去尋找呢？當然，在日常生活中，在與大自然的關系中，仍會有各種災難和危險，在那里仍可以找到它，但畢竟不可能如以前那么燦爛輝煌了。當然，對全世界絕大多數人來說，目前歷史并未終結，那種“沒有血腥的無聊生活”也為期尚遠；為爭取富裕的物質生活和自由平等的民主體制，仍然指望著人們的英雄氣概。但戰爭和革命的年代畢竟過去，今天即使大肆鼓吹的倫理精神，也大半成了那個為發家致富而不畏艱險運雞蛋的故事。舊倫理規范已經逝去，新規范未及建立。上帝死了，人可以胡來。散文時代失去了英雄，迎來的是后現代的頹廢。
歷史本是集體事業，倫理卻是個體精神。經濟以數字，文藝以形象，分別代表兩者訴諸人的理知和情感。經濟愈全球一體，生活愈同質化，消費文化愈發達，活得愈繁榮、富裕、“快樂”，人便愈要反抗各種異化。個體愈益成為權力機器（科技機器和社會機器）的附屬品，也將愈發現自己這只一次的生存是如此之珍貴和無可替代。從而，多元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世界，并不會因物質生活同質性的歷史終結而同質而終結。也許，未來世界在“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中，在“以美啟真”、“以美儲善”中，可以去尋找歷史與倫理的某種統一？尼采在20世紀初鼓吹**生存和超人英雄，至今激動人心。尼采要求超越善惡，反抗平庸，成了抵抗歷史的倫理命令。看來，人性（human nature）與人文（human culture）的一致和沖突所包含的這個二律背反，還將有一個漫長復雜的展示路程。于是，人隨著歷史，仍將在悲劇中踉蹌前行，別無選擇。
（※節選自《己卯五說·說歷史悲劇》，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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