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徐福
最后他說到了傳奇人物徐福,這也是鬼谷子的弟子,但是后來去了日本。
徐福的事跡,最早見于《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希望長生不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徐巿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以及已經預備的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巿率眾出海數年,并未找到神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東巡至瑯岈,徐巿推托說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無法遠航,要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派遣射手射殺了一頭大魚。后徐福再度率眾出海。
《史記》中記錄徐福東渡之事比較多內容的是“淮南衡山列傳”,其中包括徐福從東南到蓬萊,與海神的對話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為禮物等事,一般認為這是徐福對秦始皇編造的托辭,還記載了徐福再度出海攜帶了谷種,并有百工隨行。這次出海后,徐福來到“平原廣澤”(可能是日本九州島),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止王不來”,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不回來了。“淮南衡山列傳”與“秦始皇本紀”稍有不同,稱徐福并未開始就帶數千童男童女入海,而是尋訪仙家多年未果的情況下,再度出海時率數千童男女出海。關于徐福所要尋訪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史記》“封禪書”只是說在渤海中,并不能確定具體位置。而平原廣澤在何處,更是不能考證。
《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后漢書》“東夷列傳”也有提及徐福東渡之事。《三國志》提到了徐福到達亶洲(一作澶洲)并滯留不歸。在《三國志》的記載中,亶洲與夷洲在同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并相距不遠。有人認為夷洲就是臺灣,亶洲就是日本,與倭國是一個地方的兩個名字。《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記載倭國“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說明那時候中國人認為倭國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后漢書》也是同樣的記錄。
到了五代的后周時,濟州開元寺僧人義楚在《義楚六帖》(又稱《釋氏六帖》)的卷二十一“國城州市部”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確提到徐福最終到達的是日本(也叫倭國),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來豪族)為其后代,仍自稱秦人。并說徐福到達后,將富士山稱為蓬萊。此為目前所知最早明確指出徐福滯留不歸之地是日本的中國文獻。不過有觀點認為,義楚的記載很可能和日本的傳說有關。因為義楚有一個日本醍醐天皇時代的僧人好友叫寬輔(法號弘順大師,927年到達中國),義楚沒有到過日本,關于富士山的記載很顯然來自他的日本好友的說法。
宋代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確指明徐福所滯留的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認為徐福東渡時攜帶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國遭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但是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難以考證。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將此事作為信史記錄,稱“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
日本最早出現的徐福東渡到日本的記錄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的《神皇正統記》。而成書于8世紀的日本典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只提到了秦朝人移民到日本的情況,沒有徐福東渡的記載。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中國8世紀時尚未明確提出徐福東渡所到之地就是日本。
日本人認為徐福在日本的紀州熊野的新宮(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登陸,目前當地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傳說中,日本人認為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
這么多的記載證明歷史上真的有這個人的存在,那就是說要弄清楚兩千年的事,就一定和這個家伙有關,天爵應該和他也有關,吧所有的人有穿成一條線,很多的東西就明了了。
關于徐福,荊軻給我深刻的說。
一.姓氏淵源:,洋洋38萬言,翔實地記述了徐福及其東渡的整個過程,據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較強的權威性。全國著名史學家安作璋、朱紹侯、高敏先生擔任該書的學術顧問。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馬儀先生為編委會主任。主編為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山東師范大學地方史研究所所長朱亞非先生,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曲玉維、副秘書長史衍勤、郝慧民先生擔任副主編,由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徐福志》的出版發行,是國內外徐福研究事業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以來的一個重要成果。《徐福志》的出版發行,將為徐福文化研究、交流和旅游業的發展創造更加寬泛的通道,成為中日韓人民世代友好往來新的紐帶和橋梁。《徐福志》的出版發行,必將有力地推動國內外徐福研究事業向更深層次發展,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實,徐福傳說,虛虛實實,歷來是浮于中日兩國史學界的棘手“謎案”,但又是游離歷史與文化之間的熱門話題,徐福成了中國與東北亞地區的一種獨特文化。在中國,自漢以下歷代文人墨客,以此為題材撰文賦詩的不在少數。一生喜好探幽訪奇的浪漫主義大詩人李白,其《古風》(三)賦的正是“徐載秦女,樓船幾時回”;宋朝歐陽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爛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吳萊熱衷于徐福傳說,他泛舟東海,尋訪古跡,寫下了著名的《甬東山水古跡記》,把徐福在舟山群島中的遺跡,一一記錄下來,并寫下了《聽客話蓬萊山紫霞洞》、《聽客話熊野徐福廟》等詩篇;明朝的宋濂、李東陽;清時的黃遵憲等也都以此為題材,創作了流傳千古的詩篇。
終上所述,如果說徐福,作為一個歷史命題還有諸多難解之謎的話,那么作為一個文化名題,早已在歷史流變的進程中形成,并為中日韓乃至東北亞人民所接受。誰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實告訴我們,徐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現實的狀況,對中日韓三國的交流與交往起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對日本歷史的影響在日本古代史上,綿延了6000多年的繩紋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紀前后突然中斷了,日本列島的文明進程,從石器時代一下躍入了金石并用時代,這一作用,來自于列島以外的移民,是外來的大規模集體移民帶來了新的文化。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發生在這一時期,這又不得不引起歷史學家們的關注。但是,《史記》中對徐福去向的記載只有“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這么幾個字,這平原廣澤是哪兒?誰也不知道,以后又無令人信服的考古資料可以佐證。在日本,有文字記載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紀才出現,對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傳下來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確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團從中國大陸帶去先進文化,著實是有困難的。當時的中國正置列國紛爭,連年征戰,老百姓為逃避戰亂,紛紛蹈海東渡。移民集團到達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又何止徐福一個。
就在史學界,關于倭人始祖問題,歷來也有“吳人后裔說”,“太伯后裔說”,“越人后裔說”,“徐福后裔說”,“騎馬民族后裔說”等諸多觀點,影響著日本歷史發展的外來文化有吳越文化、齊魯文化、通古斯文化等。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頭,真正的涵義在于文化的認同和歸屬,這一認同和歸屬又以廣泛的血緣交融為基礎的。“徐福”僅僅是這一時期大陸移民集團的代名詞,是一種文化源頭的象征。
另外,自戰國至秦漢,王侯將相大多熱衷于神仙之道,故在歷時幾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動中,出現了像安期生、羨門高誓、韓眾、盧生、少君等一大批方術之士。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時就有三千童男女及無數百工相隨,有幾十條乃至上百條的船出海,就這一群體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隨、同時出發、同到一個目的地的。因此,在中國一千多里的海岸線上,在日本有近30個地方都有徐福的傳說,也就不奇怪了。徐福就成了這些方士群體、求仙隊伍的代名詞。我把其稱為共名的徐福.徐福與日本歷史結合起來,從純歷史學的范疇到形成一種文化現象,隨著歷史的發展,有一個流變的過程。自司馬遷《史記》記載以后,東漢班固的《漢書》、晉陳壽的《三國志》、南宋范曄的《后漢書》都記載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跡,且不出《史記》內容的窠臼,所說徐福到過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蓬萊、方丈等地,均是虛無縹緲的。
徐福傳說與日本之接軌,大約開始于隋唐時期,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來華,次年,隋煬帝派裴世清出訪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帶看到有一個風俗同于華夏的“秦王國”,于是就猜想,這大概是傳聞徐福止住不歸的“夷洲”,但又無法確定。之后,有人則把這個“秦王國”直接比定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中說:“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洲,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曰‘徐倭’”。用肯定的語氣直接說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屬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趨頻繁,人們發現日本的文物制度類似中國,頗存上古遺風,于是逐漸將徐福東渡之地鎖定為日本。
在徐福與日本古代史結合上,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義楚的《義楚六帖》中的記載。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時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順大使(即寬輔和尚)來中國,與我國的義楚和尚相識,相交日益深厚,寬輔把流傳在日本的關于徐福求仙到過日本的傳說講給義楚聽,后來義楚把寬輔的這一口述內容,記載在他的《義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則卻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在中國,徐福求仙到達日本,最終到達富士山的記載始見于此書,但這一記載也僅僅是一對異國友僧的交談內容,也只是傳說而言。然而,就是這樣一則不經意的談話記錄,卻成了以后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依據,傳承授受,一直沿襲到了現在。
徐福文化歷史流變中的另一突出現象就是徐福逐漸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實記載內容逐漸被作為文人的創作而加以發揮,并且不斷加以神話。徐福則逐漸成為一種不折不撓、無所不能的精神象征。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數宋代李舫的《太平廣記》中一段有關徐福的記載: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為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赍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赍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萬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床坐,須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
“此則是也。”頃之,眾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為再餐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至于徐福東渡與中日關系的意象結合,則在歷代的文學創作中也是屢見不鮮。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國途經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鴻漸等人賦詩相送,唐僧人鴻漸寫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謁后歸日本國》:禪居一海隔,鄉路祖洲東。
到國宣周禮,朝天得僧風。
山冥魚梵遠,日正辱樓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這大概是文獻所見“祖州”、“徐福”與“日本”的意象結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為題材的詩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筆,李白寫過,皮日休寫過,朱少瑞寫過。在日本最有影響的要數宋代蘇軾的《海漫漫》與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清時期隨著與日本交往的更加頻繁,此類題材的詩文更是屢見不鮮,曾任日本大使館參贊的黃遵憲寫的《日本國志》中記載著徐福求仙事;曾任寧紹兵備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記》中記錄了其去新宮訪徐福墓的經過。
名人題留,佳作倍出,雖然,不少作品對徐福描述有著濃厚的神話色彩,但這是徐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過去我們卻因其是文學、是傳說,并不是史實而被忽視,即惑只作一些佐證材料來加以引用,沒有能夠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發覺其更深的內涵。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唇齒相依,歷史上曾都通過各種形式,各民族之間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個個復合的政治文化聯體。
隋唐時期,是日本與我國交往的第一個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國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國也曾派遣過大量的迎送使節,兩國友人、僧侶、學者之間的交往,時常以徐福文化作為一種友誼的象征而互相傳頌、贊賞。日本的弘順法師與我國的義楚和尚以談徐福傳說來頌揚中日人民的傳統友誼;日本天臺宗僧圓載,來華留學約40年后回國,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詩人皮日休為他餞行,曾寫有一首《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其中有:“無限屬城為裸國,幾多分界是澶洲”的詩句。也以徐福求仙事來揭示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無學祖元的第四代徒弟中津絕海來中國留學。明太祖知道后就在英武樓召見了他。談話間,明太祖問起日本熊野徐福廟古跡,中津絕海法師即席作了一首《應制賦三山》絕句: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明太祖看到這首詩后,興致即起,當場步中津絕海詩韻和了一首: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
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1402年,明惠帝派遣禪僧道彝天倫和一庵一如出使日本,二位法師在日本碰到了中津絕海高僧,中津絕海捧示朱元璋御賜詩軸向兩位中國法師求和詩。道彝天倫和一詩:采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術苗肥。
老僧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
一庵一如也和詩: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
賦詩詔入金鑾殿,攜得天香滿袖歸。
中日聯珠,堪稱絕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唱和其間正是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沿海之時,從中顯現了兩國人民對和平友好的珍重。
徐福文化就是這樣,它以其獨特的魅力,已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兩國人民世代傳頌。
徐福對中國和日本的文化有深刻的影響,但是荊軻依然說不出當年的真相,他告訴我的這些和歷史上的不明的記錄一樣,各種說法,難道荊軻也還在活著嗎?
漫漫歲月長河中,葬送了多少可愛的英雄,可是我們的使命依然沒有完成,只要我們的使命沒有完成,我們就一定要前仆后繼。【品文吧 - 為您精選好看的小說 www.pinwen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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