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布之所以先提出“道德面前人人平等”，是因為在這個國度，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法制代替不了道德。

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對于這樣一種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人際關系，維系群體生存，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因為法制只能規定人們不準做什么，不能規定人們必須做什么，它只能規定不得傷害他人，卻不能規定必須熱愛他人；只能規定不得損害群體利益，卻不能規定必須為群體謀求利益。即便規定，也頂多只能規定你出力，無法保證你盡心。對于處理人際關系，維系群體團結，法制在許多方面都是無能為力的。比方說，一個人夠不夠意思，講不講交情，能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有沒有為群體利益獻身的jing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

相反，道德卻有可能代替法制。儒家就喜歡玩這種臆想，如果每個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薩圣賢，這樣的社會，還需要法制來防范或者保護某個人嗎？

很顯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關鍵在于有沒有能使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這里，重要的是“一個都不能少”。因為“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有一個不道德的，就可能會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誰能保證一個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沒有。至少目前沒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變不了現實。

但首先就要做到“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共識，然后才能求取下一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成功地說服了鄭玄接受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后，呂布又拜見了太傅蔡邕、太師馬ri磾、太保黃琬等大儒，同時又會見了管寧、王烈、王朗、華歆等儒者，呂布跟他們討論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儒家人本思想的內核，呂布只是把它提煉出來，這些儒家學者以為呂布是要大興儒學。自然無不景從。

呂布真的是想大興儒學，不過他大興的儒學并不是那些世家人物所希望看得到的。

孔子的思想里面是有人人平等之說，除了“子所不yu勿施于人”之外，他曾說過“有教無類”，主張教育的對象不應分貴賤賢愚。而要一視同仁。開平民教育之先河，在教育上主張人人平等。

呂布就曾用孔子的“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痛批過那些反對呂布大開官學的世家官僚，一力提倡了全民教育這個意義深遠的真正基本國策。

呂布ri后也要用儒家句，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朱元璋曾說“使此老在今ri寧得免耶！”并詔告天下說孟子的不少言論“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將孟子逐出文廟。次ri錢唐上疏力爭勸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無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諭旨：“孟子辯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復了孟子在文廟中的待遇。

這便是呂布招來朝廷里這些有名望的儒學家們的第二個動機，尊崇孟子，把孟子提升到唐朝以后的位置，呂布想積極地將孟子的“民本”思想轉化為推動人類前進的“min zhu”思想。

孟子的“民為貴”，以現代思維去理解，便是：公民是一切組織的組成者，是存在之本。因此，一切組織的權威和權力來自每一個公民；公民的權利是天然的，結論是，公民享有天賦人權；公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授予、制約和廢除任何人的權力。

孟子的“社稷次之”，可以這樣理解：國家的組織形式、意識形態，它的國體和政體，它的民族結構，都不是最終的訴求，而是保障公民實現天賦權利的合適選擇，它必須永遠符合全體公民以適當的方式作出的決定。單一制、聯邦制、獨聯體并不重要，總統制、議會制并不重要，任何主義并不重要，由公民來決定和改變決定才重要。

孟子的“君為輕”在**型奴隸制和**型封建制結合的**時代，孟子宣稱君為輕，足以讓幾千年來掌握著相當國家權力的儒家弟子們汗顏。在孟子看來，國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討論、可以變動，而且連周家天子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幾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說：“誰執政并不重要，誰執政要由公民說了算，誰執政都必須對公民負責，誰也不能自證代表公民，每一個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從孟子的邏輯中，不難得出這樣兩個結論：一、人權大于主權。二、“君為輕”為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理論平臺，只是民族問題在現實中和理論上沒有解決好，如果清王朝是漢人政權，十九世紀末走向君主立憲，將是中國最佳的選擇。

以此推之，孟子的偉大可見一斑。

ps：我一直認為，儒家圣賢一直在被誤讀，在被低估，在被利用。真正的儒家文明絕對不像我們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