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釋。
文和武，正如一陰一陽之道，文武結合，方為完人，國家之強盛，也需要文武結合，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縱觀世界風云，尚武精神無不為這個民族強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古時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斯巴達人，他們既不務農、也不做工、更不經商，而是整個國家實行全民皆兵的軍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嬰兒被扔進山溝，健壯的則從七歲開始進行軍事訓練，直至六十歲才可以退伍。
整個斯巴達就象是一個軍營，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堅韌、嚴格遵守紀律的精神，目的是為了保證占總人口少數的斯巴達人對絕大多數的希臘人與庇里阿西人的統治，而一場歷時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終勝利，便是這種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終寫照。
而被羅馬人視為蠻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備有一種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認為戰爭掠奪是高尚的事業，作戰勇敢、負傷最多的人應受到尊敬。
在愷撒的《高盧戰記》中似乎還有對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寫，甚至西羅馬的帝國的滅亡也與日耳曼雇傭軍有著必然的連接。
國雖盛，好戰必亡。
這種強調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很有市場了，似乎歷史也在佐證著這一所謂的真理。無論是斯巴達人還是日耳曼人，都無法以單純的武力，來永久性的維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這并不能否認華夏歷史上秦國的異軍突起，在華夏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為遠離中原，被中原各國視為蠻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勵精圖治、厚積薄發，終于在戰國末年成為七雄中最強的國家，并為其最后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與戰更是支撐他們經濟生活與戰爭擴張，聞戰則喜，這是當時秦人最真實的寫照，他們將作戰當成了生活之中的必須品，正是這種尚武精神，促成了華夏歷史上第一個“華夏一體”的一大一統局面。
秦國能夠一統天下，首先應當感謝法家，為秦國送來了能使國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還應當感謝霸道，遠交近攻，堪稱中華智慧的濫觴，更應該感謝尚武精神，法家與霸道最終為大秦鑄造了這么一柄無堅不摧、削鐵如泥的國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虛弱的，而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險的，古今中外無數的經驗告訴人們，意志與智慧的高度統一，是一個民族圖強的不二法門，當一種民族精神把整個民族牢牢凝聚在一點之上，意志與智慧可以表現出一種精神，這就是尚武精神。
當全民一心弘揚民族尚武精神，讓已經參軍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百姓所理解的、是光榮的、是偉大的，讓還沒有參軍的人感受到做一名護**人是無比神圣的、令人驕傲的，讓全國為軍人歡呼、更讓敵國因軍人而膽寒。
弘揚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單純把軍事建設列為中心，而是讓人們從意志之中頓發出對軍人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安全等事關國家戰爭而驕傲，讓那些滿腹鋼鐵意志與聰明智慧的普通百姓進入軍隊接受一次洗禮。
遙想在漢代，整個社會的精英人才愿意從軍報國建功立業，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筆從戎。因此有漢一代，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戰功顯赫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歷史上的大唐雖然不比現在，但是卻也武功赫赫，也是擁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而建功于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
漢唐雄風直到杜睿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年代，依然感召著熱血青年就在于此。不過，漢唐兩代由于過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風濃烈，這直接埋下了后來兩代同樣滅亡的結果，由于地方豪強、藩鎮的割據勢力過于強大直接導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終被滅亡。
后來的宋代正是有鑒于此，才改弦更張，這雖然避免了宋朝被統兵大將所滅亡，卻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民族危機，外患成了整個華夏當時最大的創傷。最終，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領中國后拼命剿殺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懾漢人，扼殺漢人的尚武民風。比如，實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長，來監控各個漢族家庭，并要求各個漢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還要被鐵鏈勞勞地拴住以防被盜走。在蒙古人的高壓下，漢族無法忍受，不得不起來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運的野蠻人的統治。
實際上國人是從宋朝開始就逐步泯滅了尚武之風的。由于開國皇帝趙匡胤倚靠陳橋兵變從孤兒寡母手里竊取了江山，因此他對掌握兵權的將軍極其敏感，坐穩江山后還要通過“杯酒釋兵權”來解除大將的兵權。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樣品級的官職，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優厚一些。這還不算，皇帝還千方百計地控制將軍的指揮權，將軍臨敵作戰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陣形去作戰，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設立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權，進一步削弱軍人的權力。甚至，在宋代還多次出現文人直接掌管軍隊作戰的事情。
總之，宋朝皇帝對將軍們防范之心過甚，一方面是鑒于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一方面是怕別人效仿自己，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中央王朝。
宋朝與大唐不一樣還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軍明顯強于邊關守軍，而唐朝卻相反，邊防守將權力很大，軍隊戰斗力很強，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過了中央。
宋朝皇帝認為：防內甚于防外。
楊家將和岳飛都是一代名將，卻因此而受到統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鑒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會上大興文風，歷經兩宋三百多年的磨礪，整個華夏子孫已經沒有了從軍報國的熱情了。社會的精英都去習文但卻殆于練武，這個時期最大的社會貢獻恐怕就是“宋詞”吧。這直接導致了宋與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的戰爭是一敗再敗。
所以說華夏的文弱，正是始于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于五代時期“槍桿子里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干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卜。
清初思想家顏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并認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他甚至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
其實，宋朝雖然文弱偏安，但是卻也不乏尚武精神，當四萬蒙古鐵騎在上帝之鞭蒙哥大汗的親自率領下，攻入四川，勢如破竹，卻在這小小的釣魚城遭遇慘重失敗，乃至身死異域。
這場改寫了世界歷史的釣魚城之戰，為大宋王朝延續了20年的壽命，在醉人的暖風中，“西湖日夜尚歌舞，只待山航海行”。
釣魚城之戰，成為那個柔媚政權的最后雄起。也展現著它的無比孤獨與無奈，偌大之中國，要靠這個小小的堡壘而得以茍延殘喘，這無疑是釣魚城的自豪，卻是華夏的悲哀。
南宋軍人在釣魚城的頑強抵抗，令小小的釣魚城成為梗在蒙古大軍喉嚨中的硬骨頭。釣魚城“獨釣中原”36年，鏖戰200多場，世界歷史為之改觀。
50歲的蒙哥大汗絕對沒想到，一向柔弱得如同草原上牛羊一般、甚至比牛羊更為溫順的漢人，會突然爆發出如此堅強的戰斗力。
他的祖父，就是那偉大的成吉思汗，而父親就是成吉思汗的“守灶”小兒子拖雷，金庸武俠小說中郭靖郭大俠的蒙古“安答”。蒙哥是個沉毅的領袖，寡言、節儉、暴烈，通過血腥的內戰登上蒙古的汗位時，已經42歲。
他率領大軍，圍攻小小的釣魚城5個月，除了留下累累的尸體外，絲毫沒有進展。在渠江雞爪灘邊石子山上的蒙古包里，他看著冬天成為春天、春天又成為夏天，但他卻始終沒有成為這座城堡的主人。大宋的旗幟依然飄揚在釣魚山巔，盡管已經被戰火弄得有些殘破。
他對這座城堡及其駐守者產生了強烈的好奇。于是，他命令士兵們，在釣魚城東門對面的腦頂坪上，搭起一座望樓，設置了類似今日電梯般的車廂，以纜繩升降。
他在成吉思汗的舊殿圣地上，灑下了馬奶，誓師出征。次年5月越過了黃河，在六盤山兵分三路：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部進攻鄂州;大將兀良哈臺率部攻擊云南、廣西，然后到鄂州與忽必烈會師;他自己親率主力，進攻四川。
各路蒙古軍隊的攻擊十分順利，蒙哥親自率領的主力，在以天險著稱的四川，勢如破竹，南宋守軍往往不戰而潰。1258年3月，蒙哥順利地占領了成都，這是他們所享受到的位于南中國的第一個花花世界。
年底，挾戰勝之威的蒙古軍隊，浩浩蕩蕩開向重慶。但他們沒有料到，釣魚城要塞的守軍并沒有如之前的各座城池那樣，或投降或潰散，反而在山頭升旗放炮，將前去勸降的漢人晉國寶斬首示眾。
在連續5個月進攻受挫后，蒙哥也與這座小小的釣魚城擰上了勁。盡管部將們都勸他，從戰略角度，只要留出少數軍隊圍住釣魚城，大軍可以繞過這塊難啃的骨頭，繼續向東攻擊。但蒙哥就是不聽，非要將這座堡壘攻陷。
望樓建成后，蒙哥親自前來視察。他不知道的是，從望樓開始建設的那一天起，宋軍也在釣魚城東門上設置了專門的大炮，將炮口瞄準了這座望樓。
當看到翎頂輝煌、鎧甲鮮亮的大批高級蒙軍軍官出現，守將王堅一聲令下，彈石如雨，將望樓徹底打碎，蒙哥大汗也被炮火擊中。
6天后，蒙哥傷重而亡，留下遺囑：“不諱之后，若克此城，當盡屠之。”
進攻四川的主力蒙軍，護衛著蒙哥的靈柩，撤軍返回蒙古草原。已經包圍鄂州的忽必烈，接受了南宋宰相賈似道的求和，退軍北還，與其弟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去了。已經過云南、廣西的兀良合臺，也率軍北渡長江撤離。
同時，正在中東地區勢如破竹、直逼埃及的旭烈兀，也率領大軍東歸。所向無敵的蒙古軍隊終于未能踏入非洲大陸。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隨即爆發激烈內戰，南宋暫時解除了亡國危機，激烈的內戰令蒙古帝國分裂為眾多小汗國。那種橫掃世界的大兵團作戰從此成為絕唱，上帝之鞭徹底消除，歐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脅。
經過20多年內戰，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權后，才重新發起了對宋戰爭。釣魚城再度成為梗在蒙古軍隊喉嚨中的硬骨頭。當陸秀夫背著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釣魚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飄揚了3年之久，真正“獨釣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釣魚城出現糧荒，同時，重慶失守，犄角頓失，釣魚城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城。在鏖戰200場、歷經36年后，守將王立決定投降，這是一次附帶著苛刻條件的體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縣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諾，而將蒙哥屠城的遺囑拋諸腦后。蒙古軍隊以和平的方式，掃平了最后一絲抵抗。
崖山之后無中國，如果要從民族的亮劍精神和陽剛來說，崖山之前其實早就無中國了。文天祥與釣魚城，實在是另類中的另類、異數中的異數，無怪乎連蒙哥都感覺驚奇，激起了好勝之心。
得知釣魚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監獄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詩句哀悼寧死不降的張玨、王安節：氣敵萬人將，獨在天一隅。向使國不亡，功業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義，他在監獄中撰寫的《正氣歌》開始在全中國傳播，并漂洋過海傳到了日本。
再去通觀整個明朝的歷史，可以發現它在許多方面繼承，甚至是發展了兩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學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發展，皇帝不關心邊防的戰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權的鞏固。將軍們作戰時毫無主動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監來監軍制約。
整個明代外戰已不復當年漢唐時期的輝煌，盡管有對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鮮的勝利，但也僅比趙宋王朝強一點。
為什么會如此呢？
蓋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風，他們會拿漢唐兩代來引以為戒，尚武之風濃烈的漢唐不也造就了漢末的“黃巾匪亂”、豪強割據和唐末的黃巢起義、“藩鎮割據”嗎？
在皇帝們看來，攘外必先安內，防民尤甚于防夷，內患永遠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煥這些屈死的統兵大員們，正直的軍人怎能不寒心呢？盧象升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報效國家的忠臣與其說是戰死沙場，到莫如說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讒言之手。
整個大明帝國有這樣陰暗的政治氛圍，怎能讓軍人安心報國呢？
民風也已不似當年彪悍，想當年，戰國時期李牧兵破匈奴數十萬；秦朝，蒙恬軍奪河套于匈奴，北驅匈奴上千里；漢代，李陵區區步軍五千卻迫使單于窮舉國之力來抗；唐代，李靖孤軍三千深入敵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這些已成為了遙遠的回憶，每遇滿洲騎兵，雖數倍于敵依然難免一敗再敗。明朝的將軍們見了文官們與宋朝時頗為相似，似乎總是矮了半截。
在社會高壓的政策下，百姓們也已被改造成了順民，國民大都被程朱理學改造得沒有什么棱角了，哪里還談什么尚武之風。
結果趁著中原內亂，滿清撿了個大便宜，順勢入關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漢恐漢心理，清朝大興“文字獄”迫害漢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統有計劃地磨去漢族的最后一點尚武精神。
同時，滿清強令漢人留辮子，在風俗習慣上改變漢族，模糊漢族的自我意識，這種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傷了漢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從此以后，漢人被滿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滿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們知道單靠**上的殺戮無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養奴才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漢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統治也就比蒙元更長久，正因為時間更長，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滿清也精通“以漢制漢”之道，注重發揚儒家理學這一脈來培養忠于朝廷的走狗。他們惟恐漢人因愛習武而強大，極其注意扼殺漢族的尚武精神，他們只要漢族人像理學中所標榜的楷模那樣做滿清的奴才，而滿洲人自己卻時時不忘狩獵、射箭、勤習武藝。
看看康熙、乾隆等滿清皇帝都以身作則，表率部下，希望滿洲人時刻不忘祖宗根本，準備隨時鎮壓漢族人的反抗。
總之，自宋代以來，由于漢族皇權集團忌憚尚武國風的強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統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這時期理學的誕生和發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維護君權，加強思想禁錮為主。它保存了所謂“天理”，卻真正地滅絕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黃子孫已沒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談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為它不是統治者樂見的。
隨著蒙元和滿清的相繼入主中原，出于不難理解的原因，防漢思想必然是異族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因此他們或是強調從**上施刑來恐嚇漢族的反抗或是從文化思想上大興“文字獄”迫害欺騙讀書人，讓漢人在他們劃定的圈子內做順民，以此達到他們江山的穩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來的這一千多年來，華夏民風已被自己或被異族改造得亂七八糟，已經不再是先秦、漢唐時代的國人了。開始在外來異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晉后雖有“五胡亂華”，但那時炎黃子孫還是自信的，還是有尚武底蘊的，至少還有冉閔的殺胡令。
可是宋以后，漢奸與“漢奸文化”書寫進了華夏文明的歷史，小小的異族竟然讓億萬的炎黃子孫多次受辱，華夏的尚武國風之衰由此可見一斑。
有誰知道漢族之稱就是來源于匈奴對我們的贊嘆，匈奴騎兵曾經橫行西域，也曾騷擾過中原，余部也曾掃蕩歐洲。但是匈奴人卻始終無法企及中原的富饒，被兩漢逐殺于大漠之間，每當憶起漢人，其必贊曰：“壯哉，漢家男兒！”
漢人之稱自此隨著匈奴坐騎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歐洲，許多西域國家也如此稱呼華夏，自此“漢族”與華夏有緣。當然，這是建立在軍刀下的威嚴，是敵人對華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鏗鏘有力的話依然回梁繚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當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時，吃虧的總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很少有人會認為蒙古人和滿人文化比漢人文化優秀，但卻是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了漢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對漢文化極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卻甚為堅持，那就是不讓滿人士兵漢化，因為他們相信滿人士兵的漢化會使他們喪失尚武精神。中國版圖大擴張的兩個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漢人的朝代。
當下的大唐承襲隋風，隋朝可以說是華夏歷史的顛峰時代，那時華夏可以看誰不順眼，就可以沒茬找茬的隨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詆毀的三征高句麗，最后的結果也是高句麗王高元大為恐懼，譴使請降。
史書記載：大業十年又率師渡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萬級，將取平壤，高元震懼，遣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
即使隋朝在滅亡前，周遍各國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給隋朝朝貢的。《隋書》、《北史》都記載道：“大業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羅、、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并遣使朝貢。”
那時華夏的武力強盛，邊塞詩歌也大氣輝煌，那時代的軍歌精神是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滿自信。
諸如賀若弼的《遺源雄詩》：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隋煬帝楊廣雖然臭名遠揚，但是卻被突厥人尊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曰也。”
華夏歷史上從未有一個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這么遠，也沒有一個朝代的帝王讓異族首領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當時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國，是中國民族是開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嘆“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突厥的單于已經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覓取戰功？
單于入朝謁比起單于夜潛逃來更顯示華夏帝國的強盛，不戰而威。
華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當李賢提出要為尚武精神，樹碑立廟之時，杜睿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
武，誰與相對，滅。
武，誰與不從，伐。
武高則國威，武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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