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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和中國的不解情緣發端很早，學術界考證有周朝或周朝以前說、漢朝說、唐朝說等三種觀點。論這三種觀點是哪一種正確，但宋朝的京城開封是中國古代猶太人的主要聚居中心這一點是確鑿疑的。清末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國際猶太人組織在關心開封猶太人的生存狀況。當然，令國際猶太組織想不到的是，宗教凝聚力那么強的猶太人，竟然在中國的土地上被同化。開封竟然找不到一個純種的猶太人了。漢民族、漢文化的同化力猶如浩浩大海一般，吸納了古代猶太人的涓涓細流。
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上海歷史上共有三次猶太移民**，即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的中東塞法迪猶太人、20世紀初葉至30年代末俄羅斯猶太人、30年代至今的德、奧等中歐國家的猶太難民。
中東塞法迪猶太人屬于經濟型移民，先是靠販賣鴉片起家，暴富后再上海投資地產，后逐漸擴展到外貿、公共事業、金融業、制造業等領域，形成了沙遜家族、哈同洋行、安諾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幾大著名的猶商集團。他們資本雄厚，網絡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對近代上海的經濟命脈和發展榮衰產生了影響。這部分人約有1000人左右，形成了塞法爾迪中東猶太人社團。
俄羅斯猶太人屬于政治移民。這部分猶太人是從俄羅斯到哈爾濱，又從哈爾濱通過海路或鐵路到上海的。分三批，，名字叫《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這就是河豚計劃的濫觴。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責成各駐歐洲使館大量收集有關猶太人的情報，還在國內設立了專門的猶太問題研究廳。日本情報機關還派出“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等間諜到歐洲活動。最后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關猶太移民的詳細計劃。同年，日本外務省批準了這一計劃，并將其命名為“河豚計劃”。
之所以叫河豚計劃，是因為日本人喜歡吃河豚，知道河豚有劇毒。不經過廚師正確、精心的烹飪。會將人毒死。日本人認為猶太人將非常有利于日本，但也非常危險，一如河豚。經過日本移民改造后的猶太人就像經過廚師烹調過的河豚一樣，有利于日本。
日本河豚計劃的核心是要在東北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利用猶太資本建設東北。為此，日本人采取了許多措施，到美國宣傳，邀請美國猶太組織代表人物到東北、日本參觀訪問。給猶太人頒發勛章等等。
猶太人一心想要建立獨立的國家，結束飄萍一樣的生活，遇到日本人這樣熱心拉攏，頓生好感。當時，哈爾濱的猶太人已經達到2萬人，以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和吉塞廖夫拉比為領袖，在哈爾濱建立了完整的猶太社區。與當地人和睦相處。在日本外務省間諜安江仙弘大佐的拉攏下，考夫曼等人于1937年12月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召開了了。
導致歐洲猶太難民大規模逃往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同情猶太人。
在歐洲猶太人陷入困境的時候。中國伸出了同情和援助之手。中國駐奧地利大使何鳳山不忍心看著奧地利的猶太人被屠殺。義反顧地給一個猶太青年發了11份簽證，這個猶太青年就是拿著這11份簽證到集中營救出了自己的11個親友。消息傳開，猶太人在中國駐奧地利使館門前排起了長隊，一一領取救命簽證，然后輾轉前往中國和其它國家。
駐外使節是這樣，中國政府也表現出了對猶太人的關懷。1939年2月，鑒于猶太難民人數眾多、困難極大的實際情況，立法院長孫科提了一項議案，建議在中國的西南邊區劃定猶太人特區。容納家可歸的猶太人。他還設想在中國西南接近國際通道的地方，劃定若干平方公里的區域，作為猶太人的居住區，由國民政府或地方政府負責籌劃該區的建設和管理，同時設置猶太失業技術人員登記機構，招收其中的專門人才，進入后方各部門工作，為中國的抗戰出力。云南省主席龍云也提出了利用猶太人資源幫助開發云南的計劃。這兩個計劃雖然由于戰爭形勢惡化最后都沒有真正實施。但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愿意幫助猶太難民的拳拳之心是真實的。猶太人終于找到了一個不受歧視的國度，因而自然要涌向中國、涌向進入最方便的上海租界了。
這個時候，上海早已是猶太難民人滿為患了。
猶太難民到達上海時都是窮困潦倒、形同乞丐。上海所有的猶太組織、團體、商行都動員起來，成立了一個“救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先后建立了6個較大的難民中心，向源源不斷的難民提供住房、膳食、醫療，還派出人員到上海以及世界各地去募捐。上海市民對接待難民的工作也給予了積極的協助。這些受盡磨難的猶太人終于在上海找到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安定下來后，這些歐洲猶太難民在東熙華德路建立了獨立的社區組織中歐猶太協會。施泰因哈特任主席，團結在滬中歐猶太難民，開展宗教和其他社區活動，成立公益部、宗教部、法律部等機構，建立仲裁法庭、婦女聯盟、圣葬社等組織，以處理法律訴訟、宗教活動、教育衛生、喪葬等各種事務，出版報道協會和社區活動的《猶太簡訊》。1941年6月29日。舉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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