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選定為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嗣子，承襲科爾沁左翼后旗扎薩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賞戴三眼花翎。

道光六年（1826年），賞用紫韁。道光九年（1829年），賞穿黃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備用處事。九月，命管火器營事。

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正藍旗蒙古都統。九月，為后扈大臣。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二月，充諳達（督領侍）管虎槍營事。七月，命總理行營。十二月，為閱兵大臣。

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鑲白旗滿洲都統。1837年（道光十七年），賞用黃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為正黃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監督，署正藍旗滿洲都統。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為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

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鑲黃旗蒙古都統。一月，道光皇帝駕崩，僧格林沁為顧命大臣之一。九月，命往密云縣剿匪，授左翼監督。十二月，嘉獎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賞四團正龍補服并準予穿用。

咸豐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鑾儀衛事。曾請旨出兵鎮壓科爾沁左翼后旗佃農抗租斗爭。

咸豐二年（1852年），上書逮捕佃農抗租領頭人吳寶泰等下獄。主持道光帝梓宮遷葬，恭謹從事，賞加三級。

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辦京城巡防，任參贊大臣。此時，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統領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撲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諸王勁旅出京。

八月，太平天國北伐軍攻入京畿重地。咸豐帝親自將清太祖努爾哈赤使用過的寶刀授予僧格林沁，命其率軍進剿。九月，設防紫荊關。十月，在天津南王慶坨與北伐軍開戰。北伐軍損失慘重，退到連鎮一帶。咸豐四年（1854年），又在連鎮大敗北伐軍，咸豐帝賜僧格林沁“湍多巴圖魯”稱號。

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整軍再戰太平軍，破東連鎮木城，太平軍冒死沖突，僧格林沁盡殲之，生擒太平天國北伐軍統帥林鳳祥。因此殊功，咸豐帝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賞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四月，詔世襲罔替，俸銀加倍。

六月，在山東馮官屯剿滅太平天國李開芳部，生擒李開芳。林鳳祥、李開芳都是太平天國的名將，驍勇善戰，僧格林沁在兩年之中，大小數百戰，全部殄滅，無一漏網，因此威名震于海內。

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咸豐八年（1858年），直隸總督譚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戰敗，清廷主和派與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

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豐帝奏請，堅決要求撤回談判代表，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把西方侵略者趕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風，他的意見未被采納。

咸豐九年（1859年），咸豐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戰役失敗的教訓，積極籌建大沽海口和雙港的防御工事，整肅軍隊，做好反侵略的各項準備。

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所謂換約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北上。艦隊由一艘巡洋艦和13只炮艇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時，藐視中國軍隊的設防，不聽中國軍隊的勸阻和警告，明目張膽地闖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國官兵的極大憤慨。

僧格林沁下達堅決反擊入侵者的戰斗命令，督軍力戰，擊毀英軍戰艦3艘，使英軍死傷464人，英海軍司令賀布受重傷。相持數日，英法聯軍軍艦撤走。

這次大沽口保衛戰，是自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清廷對僧格林沁和有功將士大加獎賞。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也對此事給予充分關注與肯定。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敗退駐通州。咸豐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職。繼而再戰，又敗于張家灣、八里橋，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圓明園被毀。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觸怒了洋人。咸豐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欽差大臣職。

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直隸、山東及河間府一帶捻軍四起。清廷恢復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萬余清軍赴山東與捻軍作戰。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據僧格林沁的奏請，其哲里木盟長職由達爾罕親王索特那木彭蘇克補授。

同治元年（1862年），賞還博多勒噶臺親王爵，不久詔世襲罔替。朝廷授權僧格林沁節制調遣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敗捻軍，在鄂東霍山黑石渡收降捻軍十幾萬人，并打散十幾萬人，清軍也損失慘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軍誘至山東曹州（今山東菏澤市）高樓寨，隨后陷入重圍。五月十八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曹州西北的吳家店時，被一捻軍士兵誅殺在麥田，終年55歲。僧格林沁戰死疆場，令清廷上下一片震驚，皆以失去“國之柱石”而惋惜。

由于僧格林沁平素愛護百姓、善待士卒，聽說他去世的消息，百姓罷市，巷哭野祭。靈柩返回北京時，獻上的萬民傘有七十多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聲震地。

清政府以親王規格為僧格林沁舉行了葬禮，同治帝和慈禧親臨祭奠，賜謚號“忠”，配享太廟，在北京、山東、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繪像紫光閣。在科左后旗吉爾嘎朗博王府東建祠堂一座供奉僧王圖像。在額布力爾協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繪像紫光閣。

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員護送僧格林沁的靈柩北上，安葬在科爾沁左翼世襲旗陵（今遼寧省法庫縣四家子鄉公主陵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