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出身于名門，其先祖旺吉努在努爾哈赤起兵時，便率族人歸附。曾祖父哈什屯在太宗與世祖兩朝位列議政大臣，躋入當時清朝最高決策中樞。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并被擢為戶部尚書，位列議政大臣，他堅定支持康熙皇帝議主撤藩，對康熙朝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平定三藩之亂都起了積極作用，圣祖時加贊譽。

傅恒的伯父馬斯喀、馬齊和馬武都是康、雍兩朝非常顯赫的人物。傅恒的父親李榮保，官至察哈爾總管。與此同時，傅恒的姐姐，即孝賢純皇后，是乾隆帝的第一任皇后，因其生性恭儉，頗受乾隆帝鐘愛，夫妻感情極深。良好的家庭出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傅恒在日后成為乾隆朝舉足輕重的人物。

乾隆五年（1740年），傅恒官任藍翎侍衛，隨后不久升任頭等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任御前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圓明園事務。乾隆八年（1743年）出任戶部右侍郎，不久后擔任山西巡撫。乾隆十年（1745年）傅恒進入軍機處。次年，在山西巡撫任上擔任軍機大臣、戶部右侍郎、內大臣，不久后轉任戶部左侍郎。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升任戶部尚書，兼任鑾儀衛、議政大臣、殿試讀卷官、會典館副總裁、正總裁。不可否認的是，在短短七年之間，傅恒由一名普通的正六品侍衛，一路升為從一品大員，其升遷速度不可謂不快。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劫奪小金川土司澤旺，經清朝干預后釋還。次年，莎羅奔又攻明正土司（今康定）等地，清朝派兵前往彈壓，遭到莎羅奔的抵制。

乾隆帝先后派川陜總督張廣泗、大學士訥親前往前線平定叛亂，均連連受挫，張廣泗、訥親先后被處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毛遂自薦參贊軍務，隨后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理川陜總督，經略軍務，授保和殿大學士。

十一月，傅恒啟行，乾隆帝賜宴重華宮，親至堂子行告祭典禮，并命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十二月，傅恒到達金川前線，贈太保銜，加軍功三級。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傅恒親自督師攻下金川險碉數座的奏報遞達京城。金川土司莎羅奔等因久戰乏力，畏死乞降。歷時近兩年之久的金川之役以傅恒親往督師宣布告捷。傅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勝利班師，因功封一等忠勇公，賜寶石頂、四團龍補服。不久后，乾隆帝還為富察氏建立宗祠，并為傅恒建造府第于東安門內。

乾隆十九年（1754年），準噶爾內亂，乾隆帝打算對其用兵，詢問群臣意見，由于受雍正朝西師之役敗績的影響，滿朝文武多多持否定態度。[9]在平叛過程中，稍遇挫折，他們便認為此為天意。就在眾人議論紛紛之際，傅恒挺身而出，力排眾議，獨自“奏請辦理”此役，獲準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軍務辦理的工作中。

他帶領軍機處官員，“日夜隨侍，候報抄錄”，積極協助乾隆皇帝于后方運籌帷幄、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以及調兵撥餉，保證必要的軍需，深受乾隆帝稱贊。乾隆二十年（1755年），師克伊犁，并俘獲達瓦齊。同年六月，準噶爾之亂被清軍平息。

乾隆帝回想起上年決策用兵之時，文武百官均不支持，唯有傅恒贊成。特地頒諭，再次授傅恒為一等忠勇公。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獲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實屬殊典曠恩。對此，傅恒上疏力辭，并向皇上當面懇陳辭謝之意，再三再四，說到動情之處涕淚俱下，聲稱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為過分”，執意謝絕再賜他一頂公爵桂冠。不久，乾隆帝將百名功臣畫像陳列于紫光閣，傅恒榮居首位。

乾隆三十年（1765年），緬甸軍隊多次侵擾西南邊陲云南。劉藻、楊應琚、明瑞前后三任云貴總督，因征緬戰爭先后自殺。一時間，朝廷內部人心惶惶。尚書、參贊大臣舒赫德，奉命赴西南邊地永昌實地考察后，與新任云貴總督鄂寧聯合上疏，提出征緬有辦馬、辦糧、行軍、轉運、適應“五難”，認為清軍征緬“實無勝算可操”，不宜繼續對緬動武。

乾隆帝對不領會圣意的舒赫德嚴厲訓斥，革去舒赫德尚書、參贊大臣之職，給予鄂寧降職處分，降補福建巡撫。而進緬剿匪的重任，最后落在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身上。

傅恒就是在三位云貴總督相繼身敗命裂，新任云貴總督翻身落馬的情形下，執掌征緬帥印，拂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早春二月的寒風，踏上西南征程的。

傅恒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入云南。四月抵達邊城騰越。到達邊境后，傅恒發現有個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許多參天大樹，其中晝楠、夜槐兩種樹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個叫野牛壩的地方，涼爽無瘴，是個造船的好去處。

他一邊命其子傅顯率清軍三千、湖廣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趕造戰船，一邊制定水陸并進、直搗緬甸都城阿瓦的軍事計劃。這一計劃，正合乾隆之意，并給予充分肯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師，兵發騰越，[17]對緬發動突襲，初戰告捷。九月，野牛壩戰船造成，清軍水陸并進，擊潰緬甸水軍。十月，攻克前被緬軍攻占的軍事重鎮新街。十一月，進攻老官屯。

老官屯是由北往南水陸交通咽，易守難攻，緬軍設立木寨、水寨，據險堅抗，清軍未能攻克。且這一帶煙霧繚繞，濕度很大，水土惡劣，清軍特別是久居北方的滿洲兵身體很不適應，官兵染上瘴癘之疾紛紛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嗚呼。

清軍原有水陸軍三萬一千余人，死亡過半，遭受重創。傅顯、總兵吳士勝、副將軍阿里袞、副都統永瑞、提督五福、葉相德等重要將領，均被惡性傳染病奪去生命。主帥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惡疾，腹瀉一天比一天厲害，以致一病不起。

乾隆帝獲悉大驚，頒諭令傅恒立即班師回京。碰巧緬甸國王、緬軍主帥懾于清軍兵威，也有罷兵乞和之意。決計撤兵、不愿將征緬戰爭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機下了臺階，同意前方清軍與緬方議和息戰。

傅恒在接到緬甸國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軍，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駐虎踞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二月，班師回朝。兩個月后，傅恒病情惡化。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未滿五十歲。

蓋棺定論，乾隆帝對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親登其府在靈前祭酒，并諭示喪禮按宗室鎮國公規格辦理，賜謚號“文忠”。后來乾隆帝賦詩悼念傅恒，嘉許他為“社稷臣”。[23]嘉慶元年（1796年），推恩贈郡王銜，并配享太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