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說中，運用白話或淺近文言者稱為通俗小說，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云：“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則又通俗演義之所由名也。Www.Pinwenba.Com 吧”使用白話可使作品“通”俗，然而也正因為此，通俗小說難以躋身于文學殿堂，自宋元以降，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了幾百年。
光緒二十八年冬，《新小說》創刊，“小說界革命”拉開帷幕，小說地位陡然上升，通俗小說也隨之被推置高位，可是白話的地位是否應同步急速提升呢？這已不是可從長探討的理論問題，急迫的形勢要求創作與傳播兩大環節迅速抉擇。
國家已至存亡關頭，有識之士紛紛呼吁開啟民智，喚醒大眾，所謂“小說界革命”，也是想借小說改良“群治”。小說被當作政治工具而備受重視，該如何權衡白話地位的問題便被凸顯，若它仍被視為卑微，大家繼續文縐縐地講述救國救亡的道理，又何以能直接訴諸民眾？
其實在此之前，提升白話地位的呼聲已然漸起。光緒二十三年十月，目前所知最早的白話文報紙《演義白話報》于上海創刊，其《白話報小引》聲稱宗旨是“把各種有用的書籍報冊演做白話，總起看了有益”，這便是“演義白話”的含義。它又寫道：“中國人想要發憤立志，不吃人虧，必須講究外洋情形、天下大事；要想看報，必須從白話起頭，方才明明白白。”很明顯，該報創刊及使用白話的主張，是源于甲午戰敗的刺激。使用白話已非單純的語言或文學問題，而是出于啟蒙并發動大眾救亡的需要，該報創刊也可視為白話地位開始受關注的標志。翌年閏三月，《無錫白話報》創辦，主辦者裘廷梁與其侄女裘毓芳還以該報為發起單位，創辦了中國歷史上雖極淺顯，仍多未易領會者?！栋自拡蟆分畡摿ⅲㄎ淖钟谡Z言，與小說和而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變中國人之性質，改中國人之風氣，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報，蓋無難矣。①“通文字于語言，與小說和而為一”，這就是《杭州白話報》的特點。提倡白話是希望解決文字與語言之間的脫節，最初的意圖是白話進入各種文體，取文言而代之，可是在推行時，惟有得到大眾偏愛的小說相對較易。晚清時，以“白話”或“俗話”命名的報刊甚夥，“癸卯、甲辰之間，可謂白話（報）最盛時代”②。它們宗旨大抵相同，“演以普通官音，說理務求淺顯，略識之無者即能了解”③；或“以白話演新理新學，務期合于我國多數人之程度，障迥智識退化之惡潮”④。用文言來推廣白話，這種矛盾正是當時實際情況的寫照，還是陳獨秀主辦的《安徽俗話報》講得干脆：“用最淺近、最好懂的俗語?！雹菽切┌自拡蠖酁槎虝旱拈W現，未能像《杭州白話報》那般較為長久。其中原因自是繁多，而《杭州白話報》始終重視刊載白話小說，是其生存之道的關鍵。
小說的內容也是重要的因素?！逗贾莅自拡蟆匪d，大致可分為三類：介紹導致中國淪喪的甲午戰爭與庚子國變，如《中東和戰本末紀略》、《救劫傳》；以實例講述國家淪亡后人民的苦難，如《波蘭的故事》、《亡國恨》；宣傳抗擊強權凌弱的成功范例，如《美利堅自立記》、《菲律賓民黨起義記》。
以通俗語言作宣傳，是其主編林獬的一貫主張，他后來主辦《中國白話報》時，甚至還自號為“白話道人”?！逗贾莅自拡蟆返哪切┌自捫≌f并不出色，稱為通俗故事可能更為恰當，可是即便如此，它卻能“風行遐邇”⑥，證明確是符合了相當一批文化層次不高的讀者的需求。該報認識到這是生存的重要支柱，故而對小說稿源及質量一直較注重，它改為日報后還公開征稿，爭取社會支持：“近因佳作無多，寧缺不濫，未敢以拉雜無謂之筆墨，致阻閱者之興趣。茲擬加意擴張，力圖精湛。擬征求短篇小說及插畫兩種，意取清新，文求簡切?！雹咧劣谕瑫r征集插畫，則是為了提高它所鎖定的讀者群的閱讀興趣。
《杭州白話報》是“小說界革命”的先聲與重要準備，影響雖不及后者，卻醒目地突出了“白話”。
由此反觀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可以發現它既沒有提倡白話，對其地位提升也未置一語。其實，要借小說訴諸大眾，須得運用白話；要推崇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白話地位就須相應提升。
《杭州白話報》旗幟鮮明的實踐，已使人們明白這簡單的道理，梁啟超對此也很清楚，他曾說：“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⑧；又列舉各國實例，說明“俗語文體之嬗進，實淘汰、優勝之勢所不能避也”，“俗語文體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他還進一步斷言：“專以俗語提倡一世，則后此祖國思想言論之突飛，殆未可量。而此大業必自小說家成之?！雹岚自挼匚惶嵘潜厝悔厔?，其主要途徑則是小說，梁啟超的見識確已遠超他人。可是在那篇論文中，只是論述“小說之支配人道”的四種力之“刺”時，籠統地提及語言問題：“此力之為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靈于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倡導“小說界革命”必會遇到障礙，若同時又主張提升白話地位，阻力將更大，也許是這個原因，他采取了集中力量先攻其一點的策略。
事態的發展也確實如此?！靶≌f界革命”是一呼百應，頓成聲勢，可是白話地位的提升卻非一帆風順。即使贊同“小說界革命”者，不少人也以文言為圭臬。其時林紓的文言譯作得到很高贊譽，包括他的語言風格，羅普就曾推崇道：“匪特凌鑠元、明，頡頏唐、宋，且可上追魏、晉，為稗乘開一新紀元。”⑩羅普曾追隨梁啟超，積極為《新小說》撰稿，他的見解尚且如此，遑論他人。其時，翻譯小說中數量最多且最為流行的是言情小說與偵探小說，前者以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為代表，后者膾炙人口的是各種福爾摩斯偵探案，它們全都是用文言譯成。這種狀況無論是對創作界，還是翻譯界都必然產生極大的影響。
情形還不僅如此。一些理論上主張應提升白話地位者，寫作卻出以文言，梁啟超本人即是如此。
他清楚小說“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可是一到實踐環節，卻是困難重重：“自語言文字相去愈遠，今欲為此，誠非易易。吾曾試驗，吾最知之?！彼推樟_打算用白話翻譯《十五小豪杰》，譯了幾回，頗感艱澀笨拙，于是“參用文言，勞半功倍”，由是他感嘆道：“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鄙頌椤靶≌f界革命”的倡導者，又清楚使用白話是“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梁啟超卻無法向世人提供一個白話小說的范例，他創辦《新小說》時，只得宣布“本報文言俗語參用”，這也證明了近代小說在轉型過程中的艱難。
梁啟超難以擺脫的矛盾和苦惱，其實是當時文學界較普遍的狀況。提升白話地位的重要性，特別是小說應使用白話的必要性，許多人在理論上并不排斥，因為其中的道理實在是太顯而易見了：
文話的力量，只能到社會里的一小部分，稍微識幾個字，不通文理或是稍通文理的人，都不能懂得。如果全用俗話，不但稍微識幾個字，不狠通文理的人能夠懂得，就是連一個大字都不識的人，叫人念給他聽，也可以懂得。
當各種以“白話”命名的報刊紛紛問世之際，有人曾樂觀地宣布：“如此遞推下去，不上三、四年，定然成一個白話世界了。”可是光明的景象并沒有迅速出現，而熱心提倡者自己卻不怎么會用白話寫作。勉力為之，手中筆似有千斤重，寫出來的東西自己也不滿意。“病骸”曾為其“文字”而向讀者致歉，并解釋說：“原為初學白話體之所致，當有以進而教之也?！逼D澀不僅是限于寫作，閱讀也同樣如此。這在今人看來似不可思議，在當時確是實情：
凡文義稍高之人，授以純全白話之書，轉不如文話之易閱。鄙人近年為人捉刀，作開會演說、啟蒙講義，皆用白話體裁，下筆之難，百倍于文話。其初每倩人執筆，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書。然總不如文話之簡捷易明，往往累牘連篇，筆不及揮，不過抵文話數十字、數句之用。固自以為文入結習過深，斷不可據一人之私見，以議白話之短長也。
白話寫作之難，竟然“百倍于文話”！據此易于理解，為何一些人理論上承認推廣白話的必要性，但動筆時還是選擇了文言。如“無竟生”與吳士毅合譯的《大彼得遺囑》舍白話而用文言，理由就是“如演成通行白話，字數當增兩倍，尚恐不能盡其意，且以通行白話譯傳，于曲折之處懼不能顯，故用簡潔之文言以傳之”。周樹人翻譯《月界旅行》時也說：“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這種觀念當時為許多人所共有，“天虛我生（陳栩）”登報聲明出售稿件時明碼標價：“白話小說每千字二元，彈詞每千字三元，傳奇每千字四元，文言同”，白話小說的身價甚至連彈詞都不如，與文言相較，只值其一半。
當然，也有人堅決地推廣白話，激烈程度正與其政治態度同步。如光緒二十九年陳獨秀與章士釗、張繼等人主持《國民日日報》，連載了他與蘇曼殊合譯的《慘社會》。雖號稱是節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但實際上是“參照本國社會現象，悉心結構”，意在批判本國的**統治，故而很不忠實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說：“我們法蘭西人比不得那東方支那賤種的人，把殺害他祖宗的仇人，當作圣主仁君看待?！庇终f，“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這些純是譯者在闡發自己的政治思想，而且有意用白話表述。當“猶太遺民萬古恨”與“震旦女士自由花”的《自由結婚》出版后不久，《國民日日報》便發表書評，向讀者推薦：
我一回一回細細讀過，又有什么“殺賊”，又有什么“斬奴”，又有什么“倒異族政府”，又有什么“殺外國人”。讀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說得透徹，說得痛快。好筆墨，好思想，回回好，句句好，真是好得不得了。我想列位最歡喜讀小說，這部小說是一定不可不讀的。
這簡直就是在號召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書評全用白話寫成，直接訴諸中下層讀者。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該篇無署名，其文風及政治立場與陳獨秀相吻合，他又是報紙的主持人，這篇文字與他至少應有相當的關系。
光緒三十年，陳獨秀又創辦了《安徽俗話報》，其宗旨是推廣白話，讓那些“沒有多讀書的人”也能借此“學點學問，通些時事”。他還親自撰寫小說《黑天國》，宣傳反對**統治的思想，其開篇處即云：
原來俄國也是個**政體，君主貴族，獨攬國權，嚴刑苛稅，虐待平民。國中志士如有心懷不服，反對朝廷的，便要身首異處。
或者人犯眾多，或者是罪證不確，無罪殺人，又恐怕外國人看了說閑話，便也一概發配到西伯里（利）亞，充當極苦的礦工，受種種的嚴刑虐法，便是暗暗的置之死地。
首句中“也是”兩字的用意十分明確，讀者一看就明白，所謂“君主貴族，獨攬國權，嚴刑苛稅，虐待平民”云云，都是在影射中國。于是，小說就形象地傳遞了陳獨秀所說的“學問”與“時事”。為改造社會服務的文學主張，激烈的政治態度，而且又都用白話訴諸民眾，此時陳獨秀的活動，已為他后來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埋下了伏筆。
其時開始白話文學活動的又有胡適。在短短的五年間，他既創作，又翻譯，還一度主編《競業旬報》。如果除去續他人而譯的《真如島》，胡適最早翻譯的小說是《暴堪海艦之沉沒》。他在篇首語中交代了翻譯的原因：讀到一篇外國故事，“真正可以給我們中國人做一個絕好的榜樣”，最后他還特地聲明：“所以把他譯成白話，給大家看看?！焙m的自創小說《東洋車夫》也是通篇的白話，而篇首語闡明了創作的宗旨：
我們中國人有一樁極可恥事情，那就是“媚外”二字。這“媚外”二字的意思，便是“拍外國人馬屁”。你看我們中國，上自皇帝大臣，下至小民孩子，那一個不拍外國人馬屁。要是拍了馬屁，外國人便待中國人要好了，或是拍了馬屁，國家便可以保得住不亡了，或是拍了馬屁，自己便可以得什么利益了，這么拍拍馬屁，倒也罷了。只是在下看起來，我們中國人拍馬屁可拍錯了，拍馬屁拍到馬腳上去了。
如同前篇小說，辟頭都是批評中國人的毛病，但這都是當時他所看到的現實，訴諸文字的宗旨是力圖矯正，使用白話也是出于這一目的。當林紓與李世中合譯的《愛國二童子傳》出版后，盡管小說以文言敘述，胡適的評論卻明白如話：
現在上海出了一部極好極有益處的小說，叫做《愛國二童子傳》。那書真好，真可以激發國民的自治思想、實業思想、愛國思想、崇拜英雄的思想。這一部書很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書了。兄弟看那書里面，有許多極好的話，遂和那些格言相仿佛，便鈔了一些來給大家看看。兄弟的意思，這些格言，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
不僅拿外國與中國比，而且認為外國人的議論比朱子語錄“好得多多呢”，這在當時實屬駭人聽聞，這種反傳統的思想，應是后來“五四”時打倒孔家店思想的準備。
自光緒二十五年《巴黎茶花女遺事》問世以來，翻譯小說出版漸多，且幾乎清一色地都是文言，林紓的名聲則似不可逾越?？墒俏楣饨ǖ巧衔膲?，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到二月，國學功底扎實、又因留洋而精通外語的伍光建以“君朔”為筆名，在《中外日報》上接連刊載了《母貓訪道》、《瓶里小鬼》與《打皮球》三篇翻譯小說，全都使用白話。接著，又接連翻譯法國大仲馬的小說，光緒三十三年七月與十一月，出版了《俠隱記》與《續俠隱記》，翌年四月出版了《法官秘史》的前、后編。幾部皇皇巨著，居然都以白話譯成，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所作的廣告也特地注明：“文筆純用白話體裁，一洗沉悶之習。”胡適后來在《論短篇小說》中推崇道：“吾以為近年譯西洋小說，當以君朔所譯諸書為回體”。小說林社出版《錢塘獄》時著意介紹其通俗性：“以簡便之筆，用白話演出，洵足占近時著作之一席而無愧?！备牧夹≌f社出版《北京繁華夢》，廣告詞是“純用北京白話編成，人人可讀”。群學社推出《禽海石》時突出兩個亮點：“純用白話體編述，描寫男女愛戀之情?！鄙虅沼^宣傳《珊瑚美人》時強調“全書純用白話，描寫得神，尤為爽心悅目”，對《白巾人》則特地交代其語言：“全體用白話，其中書報文件，各具體裁，以文言出之”，而介紹《文明小史》的小說者鑒”，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中外日報》。
“社會小說《慘世界》出版”，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中外日報》。
佚名：《好小說，好政治小說》，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國民日日報》。
《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安徽俗話報》第一期。
載于《競業旬報》第五期，光緒三十二年十月。
載于《競業旬報》第二十七期，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胡適：《讀書札記》(二)，《競業旬報》第二十八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
“上海商務印書館新出各種小說”，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時報》。
《云中燕敘言》，載《云中燕》，文明書局光緒三十一年版。
“社會小說《立憲鑒》”，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神州日報》。
《〈天足引〉白話小說序例》，載《天足引》，上海鴻文書局光緒三十三年三月版。
《黑奴傳演義》篇首語，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啟蒙畫報》第八冊。
靈巖山樵：《九尾狐序》，載《九尾狐》初集，上海社會小說社宣統元年版。
“快看！破天荒之大著作醒世小說繪圖《最近嫖界秘密史》出版”，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民立報》。
新書廣告，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四期。
鴻文書局新書廣告，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時報》。
“政治歷史小說《預備立憲鑒》”，宣統二年三月初六日《輿論時事報》。
“新出版”，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時報》。
“請看新出小說”，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報》。
“上海群學社廣告”，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月月小說》第一年第十號。
“商務印書館新出小說”，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中外日報》。
“商務印書館新出小說四種”，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外日報》。
“最新小說《文明小史》”，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外日報》。
陸士諤：《新上?！返谖迨呕亍笆刍ò袼刮膾叩兀垂攀窡捠a天”。
見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時報》。
“鴻文書局新小說廣告”，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神州日報》。
《奇遇記序》，載《奇遇記》，新小說社光緒三十三年版。
“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全部出售”，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中外日報》。
《游覽商務印書館三十六種陳列品記》，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新編《學生雜志》廣告”，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粵西》第一號。
“改良小說社征求小說廣告”，宣統元年五月初九日《時報》。
“《月月小說報》改良之特色”，光緒三十三年九月《月月小說》第一年第九號。
“《小說月報》臨時增刊”，宣統三年八月初三日《神州日報》。
“看！看！看！《揚子江小說日報》出現”，宣統元年八月初八日《漢口中西報》。
報癖（陶蘭蓀）：《紅發會奇案緣起》，宣統元年七月初一日《揚子江小說報》第四期。
報癖（陶蘭蓀）：《中國小說之優點》，宣統元年四月初一日《揚子江小說報》第一期。
披發生（羅普）：《紅淚影序》，載《紅淚影》，廣智書局宣統元年版。
(原載《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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