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瑞文化，作為一種“神道設教”的政治文化，就政治思維方式而言，是圍繞著王權天授、天命有德的天道圣統的政治目標而產生的，它被炮制出來的根本目的，即是要證明王權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德”在王權政治中的重要性；就政治行動的風格而言，符瑞文化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是以輿論工具或思想武器的形式出現的，與封建王朝的政治運作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Www.Pinwenba.Com 吧
一、 自我建構功能：符瑞文化對王權政治合法性的論證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無論是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抑或是“刑德并用”的雜王霸而治，都是以統治者的權力為基礎，倡導并施行王權政治。在這種政治體制中，君王對國家一切事物和全體臣民擁有全面、絕對的權力，君王的意志就是法律，君王可以“言出法隨”，對臣民實施生殺予奪。然而，君王的權力雖然至高無上，但遠非穩固，宗王、女后、外戚、宦官、權臣、武將，甚至太子隨時都會危及王權的安全。因此，為了鞏固王權政治，加強中央集權，除功臣，抑相權，反結黨，用權術，輔以禮樂教化、意識形態宣揚、宗教神學粉飾，歷代君臣無所不用其極。符瑞文化的創制與建構，亦不過是歷代圣賢神道設教，用以鞏固王權政治的一種主觀努力而已。這種努力將符瑞與君王承天受命牽連，倡導王權天授，從而將君王權威建立在天神眷顧的神學基礎之上，并以凸顯天神的權威，樹立君王的權威，為論證**王權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權威性提供強有力的證明。因此，鑒于符瑞文化對于強化**王權的巨大的意識形態建構功能，統治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符瑞，競相利用符瑞來安撫民心、應對反對勢力，從而達到鞏固和支持王權政治統治的目的。
以漢文帝為例。漢文帝時有黃龍之瑞，為其政治統治應合天命作意識形態宣傳。《史記·封禪書》記黃龍之瑞曰：
郭豫適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中國古代符瑞文化的政治功能（文帝十三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后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①
黃龍，色黃，土德之瑞，“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②。《瑞應圖》說：“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于池沼。”③依據鄒衍五德終始之說，“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④火德之后水德續之。秦滅周而得水德，有黑龍之瑞，⑤則漢滅秦，有土德黃龍之瑞，正是五德轉移、天命歸漢的天意證明，從而為大漢王朝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性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神學意義上的論證。
又如曹魏明帝。魏明帝時期的符瑞，有“寶石負圖”、甘露、玉印、青龍、黃龍等幾項。而且，明帝時期，凡有符瑞，則大事渲染，力求以符瑞為手段，在三國正統之爭中取得政治優勢的意圖也很明顯。青龍四年，魏明帝頒布《宣下靈命瑞圖詔》，宣示張掖郡的“寶石負圖”之瑞；⑥后又建承露盤，宣稱上天降甘露于芳林園仁壽殿前。⑦太和六年，長安典農中郎將張烈稱雨后于地得玉印之瑞，魏明帝于是下詔，“奠玉印于文思皇后神座前”。⑧“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魏明帝）幸摩陂觀龍，于是改年”。⑨“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比之漢文帝，魏明帝倡導并利用符瑞文化為其政權服務的力度要大得多，這一方面固然與君王個人對符瑞的喜好與否有關；另一方面，政治情勢也是決定符瑞文化凸顯與否的重要因素。
由漢文帝、魏明帝的實例可以看出，倡導符瑞文化，以天降符瑞論證王權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為鞏固其王權政治統治制造輿論，確實起到了意識形態宣傳作用，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符瑞文化對于王權政治合法性的論證，如同一把雙刃劍，符瑞之說在論證某一政權合法性的同時，也必然在論證其他政權為非法。最有名的例子莫過于如眭弘對于“大石自立、枯柳復起”符瑞現象的詮釋。《漢書·眭弘傳》載：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后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諳于陰陽災異之學的眭弘以為，大石自立、枯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故上言曰：“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眭弘此言，直接借符瑞之說動搖了以孝昭帝為首的王權政治統治，對其政權的合法性產生了最有沖擊力的質疑，這對于漢室政權來說，無疑是重棒一擊，故而權臣霍光以妖言惑眾的罪名將其殺害。然而，“后五年，孝宣帝興于民間，即位”。孝宣帝劉詢，本名病已，孝宣帝的即位，正好應驗了匹夫當為天子的符瑞預言。對孝宣政權合法性建構而言，此大石自立、枯柳復生之瑞卻為之提供了受益無窮的輿論宣傳。
可見，符瑞文化對于王權政治的鞏固與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確立。在封建社會迷信盛行、科學落后的客觀情境下，倡導天命圣統、王權天授的符瑞文化，對于封建政治統治合法性的論證確實頗有成效。張康之說：“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欺騙性，但卻可以演化為政治心理，因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總是運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權力，調動一切可能的手段，進行長時間高強度的宣傳活動，從而迫使人們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這種意識形態的欺騙性被保持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是可以演化為政治心理的。”符瑞文化也是如此，長期以來，統治者對符瑞文化頻繁的宣傳、鼓吹與造作，已使符瑞學說熔鑄成為一種具有廣泛認同性的政治心理，并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王權政治的興衰與成敗。
二、 自我評價功能：符瑞文化對王權政治的美化符瑞文化對王權政治的美化，源于符瑞文化對德行因素的肯定與彰顯。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又曰：“天瑞應誠而至，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可見，“天命有德”，“瑞應之來，必昭有德”的符瑞理念，使德政、德治、德行直接與君王關涉。符瑞文化不僅是王者承天受命的天意靈征，更是王者圣德充溢的天意嘉獎。因此，符瑞顯現，一方面是王權政治合法性的證明，另一方面也是對君王施政有德的認可與贊美。這樣看來，符瑞文化不僅是天命、圣德、王權的完美契合，構建了我國古代王權統治合法性的理論根據，并同時構建了統治階級內部的自我肯定、自我宣揚、自我美化的評價機制，為統治階級歌頌功德、粉飾太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資源。而這種功德的宣揚、太平的粉飾又從某種層面上增強了王權政治的凝聚力、向心力，鞏固了王權政治。
符瑞文化對王權政治的美化主要體現在贊美君主功績、歌頌君主德行、粉飾天下太平等三個方面，茲分述如下：
（一） 符瑞文化對于君王功績的贊美。以漢武帝為例，漢武帝時有天馬之瑞，贊美漢武帝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誅大宛王，獲汗血寶馬的偉大功績。《漢書·武帝紀》載：“（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此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將天馬看作是“神龍之類”，“此龍必至之效也”。顏師古注曰：“言九夷皆服，故此馬遠來也。”又晉武帝時期有木連理之瑞。晉武帝在位二十七年，木連理之瑞共計出現二十九次。前十六年，木連理之瑞出現了十二次；后十一年，即從太康元年正月到太熙元年二月，木連理之瑞出現了十七次。出現的次數之多、頻率之高，由此可見。同時，如此之多的對木連理之瑞的稱述，不能不引發懷疑。考按史籍，晉武帝于咸寧元年伐蜀，太康元年三月一舉攻下石頭城，吳主孫皓投降，晉武帝從而實現了全國的統一。而審視符瑞出現的次數與頻率，從太康元年正月到太熙元年這十一年的時間里，“木連理”共出現了十七次，這顯然極具象征意義。據《宋書·符瑞志》：“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木連理）則生。”木連理見昭示全國一統，木連理的頻繁出現，是對晉武帝軍事統一全國的盛情謳歌。又北魏太祖道武帝時有一角鹿之瑞。《魏書·靈征志》載：“登國六年十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召問群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國將并之應也。’”考按史籍，從登國三年到登國十年是拓跋珪部發展的重要時期，短短數年，道武帝攻城略地，稱雄北方，大有一統天下之趨勢。如北魏道武帝登國三年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六月，大破之。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大破之。五年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賀馬粦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落，大破之。六年三月，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西討黜弗部，大破之。八年三月，車駕西征侯呂鄰部；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九年冬十月，蠕蠕社侖等率部落西走。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部寇五原，十一月丙戌大破之。鑒于道武帝的軍事實績，群臣以為，“一角鹿”的出現是上天對道武帝雄偉功勛的肯定和頌揚，天瑞“一角鹿”見，道武帝合并諸國、統一天下指日可待。
（二） 歌頌君王德行。如漢文帝時有膏露或膏雨之瑞，《漢書·賈山傳》載賈山《至言》曰：“膏雨降，五谷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孫氏《瑞應圖》曰：“甘露，一名膏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草木。”《宋書·符瑞志》曰：“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顯然，此以膏露之瑞頌美漢文帝施政有德。文帝時尚有新垣平偽造玉杯、寶鼎之瑞，其目的與之相同。漢武帝時有寶鼎、麒麟、赤雁、景星、芝草等瑞物，皆用以稱述功德。如寶鼎之瑞，元鼎五年得寶鼎于汾陰，眾人以為是周鼎，皆曰：“……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指出武帝獲寶鼎，乃圣德合天而致。漢宣帝時，有鳳凰、甘露、嘉谷、芝九莖、黃龍等符瑞事物，尤其是鳳凰，曾多次出現。如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本始四年五月，鳳凰集北海；地節二年四月，鳳凰集魯，群鳥從之；元康元年三月，鳳凰集泰山、陳留；元康四年，南郡獲威鳳；神雀二年二月，鳳凰集京師，群鳥從之以萬數；神雀四年春，鳳凰集京師；神雀四年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神雀四年十二月，鳳凰集上林；甘露三年二月，鳳凰集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故清人趙翼說：“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又據《宋書·符瑞志》：“鳳凰者，仁鳥也。不刳胎剖卵則至……鳳凰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由此可知，鳳凰昭示君王仁德，鳳凰的顯現即是對君王施政有德、天下太平的肯定，故而宣帝之世，鳳凰屢見，宣帝對此似也頗為得意，曾多次下詔書，大赦天下，宣示鳳凰之瑞，展示了符瑞對于帝王德治、德政的肯定以及帝王對符瑞文化青睞有加的客觀事實。漢章帝時，符瑞之多，已難以計數。《后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載：“東漢章帝，在位不過十三年，而郡國所上符應合于圖書者，亦數百千所。”《白虎通義·封禪篇》集中反映了章帝時期的符瑞思想，認為“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故王者恩澤所及，必有符瑞顯現：“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云出，芝實茂，陵出黑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章帝時符瑞之多，并不僅僅為了歌頌章帝德行，還在于對天下承平的宣揚與粉飾。
（三） 粉飾天下太平。北魏孝文帝時，有黑狐之瑞。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太和八年六月，徐州獻黑狐。宣武帝時有慶云、一角獸之瑞。景明二年六月，有云五色，見于申酉之間。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后軍將軍尒朱新興獻一角獸。孝明帝時，有一角獸之瑞。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一角獸；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據《魏書·靈征志》：黑狐，治致太平而黑狐見；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慶云，太平之應也。可見，上列三種瑞物均是天下太平之征象，且黑狐、一角獸之瑞前此并不常見，《宋書·符瑞志》有缺，孝文帝后期至孝明帝前期屢屢出現，當有所寓指。考按史籍，北魏統一北方后，孝文帝時，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如施行均田制、整頓吏治、遷都洛陽，移風易俗等。孝文帝的改革使北魏迅速強大起來，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繁榮的景象。故象征天下太平的符瑞屢見只不過是對天下太平景象的美化而已。梁武帝時，又有“老人星見”之符瑞景象。筆者據《梁書·武帝紀》的記載統計，梁武帝統治時期老人星共計出現了四十次，出現次數之多，確實驚人。江曉原說：“在北半球，老人星不是一顆常年可見的恒星。”為何會出現如此高頻率“老人星見”之符瑞現象呢？據《黃帝占》曰：“老人星一名壽星，色黃明大而見，則主壽昌，老者康，天下安寧。”《春秋·運斗樞》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其國，萬民壽。”原來，在古人看來，老人星的出現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的征兆。據《梁書》，梁武帝的統治時間長達半個世紀，是南朝諸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個，在他統治前期和中期社會比較安定，故《梁書·武帝紀》史臣贊曰：“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老人星的頻繁出現以及記錄在案，可以說是對梁武帝統治時期盛世景象的贊揚與粉飾。
上述符瑞事物大都出現于政治相對清明的歷史時期。這些符瑞事物，無論是對君王功績的贊美，還是對天下太平的粉飾，雖屢有夸大失實之處，但這種美化也從客觀上增加了王權政治的吸引力、向心力，提升了士民的信心以及對政權的信賴程度，從而使王權政治得以鞏固。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衰亂之世，稱述符瑞以美化政治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如東漢安帝時“王道衰”，言有木連理、甘露、白鹿、麒麟、白虎、鳳凰、黃龍之瑞；三國吳后主孫皓統治時期，吳國內憂外患，動蕩不安，而符瑞頻見，有甘露、寶鼎、鳳凰、天冊、天璽、山石紋理成文等符瑞事物。由此可見，衰亂之世符瑞事物的倡導、顯現，以及對王權政治的美化，一方面固然是君王昏聵，癡好符瑞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統治者為扭轉政治頹勢，穩定民心的一種努力與舉措，從而進一步展現了統治者稱述符瑞以鞏固其王權統治的用心。
三、 自我調節功能：符瑞文化引發王權政治的局部調整符瑞顯現引發統治者對于統治政策的調整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者改元，二者祭祀，三者賞賜、大赦天下。這三個層面，在今天看來，似乎與統治者統治策略的調整無大關聯，然而，在當時，卻是統治者極為重視的、用以鞏固王權政治統治的重要舉措。
（一） 符瑞引發帝王改元。改元多是指更改帝王年號。年號是封建帝王為記錄其在位之年而設立的名號，是封建帝王當政的時代標志。帝王登極后的先帝休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又神爵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宣帝的上述詔令，其赦天下，獎勵勤事官吏、振恤鰥寡，減免租稅，其實是借符瑞而調整統治策略、緩和階級矛盾的一種重要舉措。事實證明，上述舉措對于鞏固王權政治效果顯著，故宣帝之統治，史臣贊曰：“功光祖宗，葉垂后嗣，可謂中興。”另有一種情形，亦必須言明，即統治者對“符瑞見”的賞賜集中于某個地區或發現符瑞物象的某個人，此類獎勵，對于鞏固王權政治，意義不大，反而助長符瑞造偽之風氣。
由上述可見，符瑞顯見，必然引發封建統治者對其統治方略進行一系列的調整，或改元以應天瑞，或祭祀以求福佑，或賞賜、大赦天下以收攬人心，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提升了封建政權的凝聚力，形成了封建統治內部別具特色的自我調節與自我修復、自我完善機制，達到了鞏固王權統治的政治目的。
綜述之，符瑞文化對王權政治的鞏固與支持，其作用之大，上述已可見一斑。所以雖有少數明哲帝王對之“謙謹有度”，然大多數帝王都抱以歡迎接納之態度，并同時對反符瑞思想予以打擊。有鑒于此，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紛紛上符瑞以媚主邀寵。《漢書·揚雄傳》曰：“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東漢大臣楊終因罪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并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又如孝安帝時：“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皇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由此可見，獻符瑞不僅可以獲授官爵，還可以消災免罪，并得賞賜、免租稅等實質性的獎勵。何樂而不為？正是在這種全面倡導之下，符瑞文化才逐漸升溫，逐漸成為影響封建社會各個層面的一種重要文化形態。
孔穎達云：“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算而盡知，寧復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圣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圣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孔穎達所論可謂是一針見血，政教之修善與否自然與符瑞災異無關。符瑞文化無非古之圣人神道設教，用以鞏固其王權政治的一種手段而已。符瑞文化一方面構建了王權政治合法性、權威性的論證機制；另一方面，又為之提供了自我美化的評價機制以及自我鞏固的調節機制。所以歷代君王對符瑞文化的倡導，并非真正信仰符瑞文化能夠昭示天命、嘉獎圣德，而是看重了符瑞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構建對王權政治的重大作用。胡學常說：“意識形態的重要的社會功能，即是為某一統治提供合法性證明，它不惜歪曲和掩飾現實，精心編制一套系統性而又程度不同地具有封閉性的思想觀念體系，目的就在于為正在行使的統治辯護，向世人宣揚這種統治是合法的。”符瑞文化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精心結撰，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符瑞文化就是統治集團自我創設、世代沿習而具有潛在原型意義的自我論證、自我評價和自我調節的機制。
參考文獻
①②⑤ 《史記》，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1381頁，第1366頁，第1366頁，第1382—1383頁，第460頁，第465頁，第1365頁，第1382頁。
③⑦ 《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3頁，第1699頁。
④ 蕭統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823頁。
⑥⑨ 《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61頁，第99頁，第108頁，第1164—1173頁。
⑧ 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537—1538頁。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153頁，第3154頁，第3154頁，第2500頁，第202頁，第1060頁，第1061頁，第2335頁，第263頁，第242頁，第253—254頁，第259頁，第275頁，第3583頁。
張康之：《政治文化：功能與結構》，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0頁。
《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853—855頁，第853頁，第813頁，第793頁，第792—793頁。
《魏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931頁，第22—26頁，第2928頁，第2938頁，第2931頁，第2931—2932頁，第2928—2938頁，第85頁。
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3頁。
趙翼：《廿二史劄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3頁。
《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59頁，第225—241頁，第1600—1601頁，第238頁。
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83頁，第283—285頁。
《宋書》，第807頁。按《宋書·符瑞志》存有“一角獸”條目，但無其出現的記錄；“黑狐”之瑞連條目也不存在。
江曉原、鈕衛星《天學史上的梁武帝》一文中統計梁武帝統治時期老人星出現的次數為三十四次，有誤。參見江曉原《江曉原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頁。
江曉原、鈕衛星：《天學史上的梁武帝》，《江曉原自選集》，第222頁。
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六八《石氏外官》（老人星占二十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子部第807冊第677頁，第677—678頁。
《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7頁。
金霞：《兩漢魏晉南北朝祥瑞災異研究》，北京師范大學2005年度博士論文，第48頁。按，金霞統計有疏漏，實際數目應遠遠超出三十六次。
張燧：《千百年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頁。
劉鵬、劉志榮：《關于年號和宋徽宗五改年號之由來》，載《貴州文史叢刊》2000年第5期。
如晉司馬睿改元“永昌”，郭璞說，“永昌”之名號，有“二日”之符讖，是為不祥；梁侯景廢簡文帝立蕭棟為帝，改元“天正”。武陵王蕭紀僭位，亦改元“天正”。有識之士以為，按文字“天”為“二人”，“正”為“一止”，屬在位短暫，難以持久之兆。后來，果然應驗，紀和棟皆為元帝所害；北齊文宣帝年號“天保”，有識之士說，“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難道天祚不永，難以過十之數嗎？文宣果應其讖，在位十年而終（參見趙翼《陔余叢考》卷二五“年號用字”條，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516頁）。
楊東甫：《年號探微——兼與史蘇苑先生商榷》，載《廣西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11頁，第2048—2049頁。
如漢光武帝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第82—83頁）。又如北周武帝，建德二年三月己卯，皇太子于岐州獲二白鹿以獻。武帝詔答曰：“在德不在瑞。”（《周書》卷五《武帝紀上》，第82頁。） 如后主孫皓，《建康實錄》四載韋卷昭事曰：“時有屢言瑞應，后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后主銜之……后主以為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答筐篋之言，積前后事，遂收下獄，死。”（許嵩：《建康實錄》卷四《后主》，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04頁。） 胡學常：《文學話語與權力話語——漢賦與兩漢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頁。
（原載《文藝研究》2011年第8期，作者為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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