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國維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享年僅為半百，而一生著述多達六十余種，手批手校有關著述一百九十多種，其治學范圍涉及哲學、美學、文學、史學、甲骨金文、古代器物乃至前人極少涉獵的“四裔”之學四裔，四方邊裔。Www.Pinwenba.Com 吧“四裔”之學，指有關我國古代西北歷史地理研究、突厥文碑銘研究、蒙古史研究等。等多個領域。這位主要以史學大師著稱的大學者，還是著名詞人和詞學家，兼通英、日諸國文字并有大量譯作的翻譯家，以及對教育和教育學頗有卓見的教育家。王國維的學識真可謂博大精深，著述宏富。
非常難得的是，王國維的學問不但所涉范圍甚廣，而且在許多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獨創性的貢獻。舉例來說，他的《紅樓夢評論》，是《紅樓夢》研究史上程書后》中，他還說：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勢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見之陋儒，固可決也。（著重點引者所加）
王國維畢竟是一位既有歷史眼光又有世界眼光的大學者，他關于學問“無新舊、無中西”，中學、西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不應厚此薄彼，隨意褒貶，研究中學、研究西學應當“互相推助”的思想和主張，反映了他具有寬闊的學術視野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王國維的這些看法和主張，特別是他在學術研究中引進西方學術的思想和方法的做法，使他的學術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激活了他的學術思想，因而能夠提出新的見解。譬如，歷史研究應當研究什么呢？按照他個人的看法，研究歷史其實就是考察、闡釋事物“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他不無自許地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比前輩學者有所發展，并說明這跟他吸取西方學術的思想方法有關。
他說，他的研究方法“雖有類于乾嘉諸老，而實非乾嘉諸老所能范圍。其疑古也，不僅抉其理之所難符，而必尋其偽之所自出；其創新也，不僅羅其證之所應有，而必通其類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歐學術精湛綿密之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三》）。
確實是這樣，由于王國維能夠將古今、中西的知識打通，又吸取了自然科學研究和西方學術實證研究的方法，所以他的不少文章，具有熔中外古今于一爐，觀察全面、講究邏輯的特點。他的文學論文《紅樓夢評論》固然是這樣，他的許多哲學、美學、史學論文也是這樣。
王國維早年有一篇文章，題為《哲學辯惑》，針對“南皮尚書”張之洞和“管學大臣張尚書”張百熙的有關奏折，及其所引起的“海內之士頗有以哲學為詬病”的種種謬見和迷惑，便寫此文為“哲學”進行正名、辯惑。全文除引言及結語外共分五段，先敘“哲學非有害之學”，次敘“哲學非無益之學”，再論“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復論“哲學為中國固有之學”，又論“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文章篇幅不長，但層次分明、邏輯性強，甚有說服力量。其中針對“哲學既為中國所固有，則研究中國之哲學足矣，奚以西洋哲學為”的問題，他回答說，“余非謂西洋哲學之必勝于中國”，但“欲通中國哲學，又非通西洋之哲學不易明”，“近世中國哲學之不振，其原因雖繁，然古書之難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茍通西洋之哲學以治吾中國之哲學，則其所得當不止此”。他還指出“異日昌大吾國固有之哲學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之人無疑也”。文末又說，“余非欲人人為哲學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學”，但他強調了哲學的重要性，指出“專門教育中，哲學一科必與諸學科并立”。這些都是很有益的見解和主張。
當年張之洞等人主持擬定的《重訂學堂章程折》，其中規定“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根據這樣的“立學宗旨”，學校里有關科目必然是尊孔、讀經，排斥西學。王國維卻從學問“無中西”的觀點出發，認為研究宇宙、探索人生，是不分中人西人的，其有關的學問、知識是共通的，不應硬行劃定“此土”、“彼土”之界限，他提出在這個問題上應當“破中外之見”（《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靜庵文集續編》）。他還為經學科開出了一份全新的科目表：“一、哲學概論，二、中國哲學史，三、西洋哲學史，四、心理學，五、倫理學，六、名學，七、美學，八、社會學，九、教育學，十、外國文。”（同上）王國維開出的這一份科目表，在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新奇，但要知道當時還處在清朝末年，掌權的大臣們又是主張尊孔讀經，固守中學，排斥西學的張之洞等人物，那么，王國維這份科目表的提出，就足以顯出其破舊立新的學術勇氣和創造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了。關于王國維的教育思想，以往較少研究，李國鈞、杜成憲《試論王國維的教育思想》對此評價頗詳，可參。文刊《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天道及天命”中有關自然之理法與宇宙之本原，論及孔子《論語》、《易經》以及叔本華等的提法，并進行了比較，得出結論說：“孔子亦以宇宙間一切現象，自時間、空間、因果律三者規定之，是實千古之卓識，而與叔本華氏稍相合也。”其中有關孔子“天”、“天道”、“命”以及有關中外學者對人類自由意志、自然理法和人間命運的關系的解釋，王國維在比較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論語》中記載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王國維說，對這兩句話，“往往有解為極端之宿命說者，然決非孔子之意。順當生之道而生，順當死之道而死，是自然也。順道而得富貴則善，不得則從吾所好而安命，是也自然也。孔子之有命說，當如此解。”王國維還在文中比較了自由意志論和宿命論，指出宿命論之弊端是使人“流于保守退步，志氣委靡”，而自由意志論走向極端亦非無弊，其弊就在于難以防止一些人據此行惡，因為為善既可“自由”，為惡也可“自由”。
接著王國維進一步評說：“比較前所言，則孔子之說，既非極端之宿命說，亦非極端之自由說，蓋居于此二者之間，盡吾人力，即順自然理法之道以行動之為者也，即可進則進，若不能則已，安吾素以樂吾道，極平和之說也。然而后世腐儒等不能知生物的進化，唯以保守的解釋之，亦非夫子之旨也。”（著重點引者所加）我們不能夠說，王國維這些解釋，沒有約略地勾勒出孔子的面影和他處世之道的特點；也不能夠說，王國維對后世腐儒所提出的這種批評沒有道理。
此外，該文第二編“倫理說”論述道德問題時，王國維不贊同將孔子之“仁愛”說等同于英國學者的“愛他”說，而是有分寸地指出，“唯孔子重感情之處稍與彼說相似”；他認為孔子是提倡“理性之直覺論者”，“自其克己嚴肅處觀之，實與希臘斯特亞學派（適按，通譯斯多葛派）及德之康德之說有所符合。蓋孔子之說為合乎情、入乎理之圓滿說也，其倫理之價值即在于此”。論及孔子中庸說時，他很贊同，并說：“中庸之德，希臘之阿里士多德氏亦嘗言之，其說曰：
勇在粗暴與怯懦之間。”他說孔子提出“中庸”，是由于“孔子恐人之行為之走向極端”。又說，在“克己”的道德實踐中，孔子并不“盡絕諸情”，所以他的“克己”說跟西方西尼克派的極端克己說并不相同；后者頗有對于“情之一面，棄而不顧”的缺點，“如西尼克則此弊尤甚，獨孔子能以中庸防此弊耳”。我們很難說，王國維將孔子的學說跟西洋哲人的學說的對照都做得非常準確，但可以說他這種中西比照的方法，至少是在孔子學說的研究上顯示出一種新的眼光，一種新的角度，對人們的觀察和思考有所啟發。可以說，這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中學西學比較和交融的一種新的嘗試。
四王國維的治學，又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思想和方法，這就是他在方法論上的自覺性。他注意從自己的學術研究實踐中提煉出某種治學方法，不但身體力行，并且宣示于人，引導人們按照一定的治學方法去進行研究活動。
這里首先要講到的就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在《古史新證》《古史新證》是王國維1925年在清華講學時所編撰的一種教材。此書收入了他加以修改的完成于1915年的《三代地理小記》，以及1917年起發表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等重要歷史論文，是他以甲骨文考證古史的代表作。的“總論”中，王國維說：
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著重點引者所加）
簡單地說來，“二重證據法”之所謂“二重”，一重是指“紙上之材料”，一重是指“地下之新材料”，前者即通常所說的文獻，而后者是指出土文物上的甲骨文、金文，“二重證據”就是使二者互相印證，以考證文獻上的有關記錄。“二重證據法”是一種歷史考證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提倡和運用，充實、擴大了歷史研究方法，對歷史研究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我國古史研究中，過去一般都是以文獻記載為據，如果文獻無征，古史研究著述也就無從談起。許多學者只重文獻記載，而對古代文物及其上面的文字，并未予以重視。到了宋代，金石之學興起，趙明誠就指出文獻記述和金石刻辭二者有別，對于古代歷史上人物事件的記述，“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金石錄序》），充分地肯定了金石刻辭在史學研究上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價值。
王國維正式提出“二重證據法”這個方法論的命題是在20年代，其實他早在自己的歷史研究實踐中就已經運用了這種方法。
他撰著于1917年的著名史學論文《殷周制度論》、《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其中就成功地利用實物史料來佐證文獻史料。清代后期，我國古代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特別是殷墟甲骨的發現，更為舉世學術界所矚目。到了清末民初，出現了一種疑古思潮，有些學者（如顧頡剛）就對古書上有關禹的記載產生懷疑，認為禹并非實在的歷史人物。王國維則在當時“疑古”和“信古”的爭論中，根據春秋時代《秦公敦》、《齊侯镈》兩件出土文物銘文，佐證《堯典》、《皋陶謨》、《禹貢》、《詩經》上有關禹的事跡的記載，批評疑古派關于禹可能是“魚”或“蟲”的說法，證實“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古史新證》）。
除“二重證據法”外，王國維在《毛公鼎考釋》中還有一段有關治學方法的話，他沒有專門為它起個名，我們不妨可以稱之為“比較參照法”。王國維說：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茍考之史事與制度，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法；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于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后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則庶乎其近之矣。
（著重點引者所加）這里先是指出，“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一方面揭示文從字順的規律，一方面也是解除讀、研古代文字的畏難心理。既然《詩經》、《尚書》等文獻上的文字和彝器（適按，彝、尊均是古代宗廟祭祀用的酒器）上的銘文其實也是古代通行文字，也應是文從字順，有規律可循，可以讀得懂的，那么就很可以除去畏難情緒，樹立讀懂它的信心。其次是解釋今人之所以感到古文字難讀，是由于今人對于古代的情況了解太少，這就抓住了難點之所在。再次，王國維就提出了解決這個困難的幾種具體的途徑和方法，如“考之史事與制度，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等等，并指出這幾種方法不要孤立運用，而應當結合起來互相參照，這就是“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經過這一番功夫，就可以逐步解決起初所存在的“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的問題。最后，王國維又指出上述這些方法也不是萬能的，實踐中還是會碰到一些難以解釋的文字。對待這些難字或難題，不應主觀武斷、妄加猜測，應當是“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留待以后求得可靠、切實的解決，這就是一個嚴肅認真的學者，特別是從事考據工作的人不應背離的多聞闕疑之旨。王國維這段有關治學方法的文字，既幫助青年學者克服畏難心理，努力從事學術研究；又幫助人們樹立從事學術研究所應堅持的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
五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我們上面談了三個方面。不能說王國維的有關論述盡在于此，但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把王國維主要當作一位學者來考察，那么，他有關學術研究方面的這些重要的觀念、原則和方法，也就很值得重視了。
王國維在治學方法及其運用上帶有一種自覺性，這正是一位學者學術上經驗豐富、理念成熟的表現。他治學的思想和方法，幫助他的學術研究保持著相對的獨立性和自由度。他本來國學根底就很深厚，再加上他自稱“有得于西歐學術精湛綿密之助”（《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三》），這就使得這位有歷史眼光和世界眼光的學者得以貫通古今、融會中外，比一般學者在更為廣闊的學術領域里取得了更為卓越的成就。正如馮契先生所言，王國維“既有對思辨哲學（他所謂‘純粹之哲學’）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觀的知識’的實證精神。正因如此，他能用實證精神對‘概念世界’進行反思，并從哲學的高度來總結治學方法，使得他在分析批判傳統哲學范疇和自覺運用實證方法兩方面，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馮契：《王國維的哲學思想與治學方法》，載《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三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治學方法從治學實踐中來，治學方法一經確立、成熟之后，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科學性，只要運用得當，反過來又可以對治學實踐活動產生積極的作用。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今天已成為一種學術遺產，對它進行批判地總結，吸取其積極的成果，對于我們的學術研究會有助益。以我們的《紅樓夢》研究來說，究竟為什么要研究它？研究什么？怎樣研究？紅學界不是總有這種那種似是而非的問題，并且爭論不休嗎？那么，聽聽王國維有關治學的說法：天下事物“無大小”、“無遠近”，學問“無新舊”、“無中西”，研究為的是求真、求實，考證尤應嚴肅從事等等，難道對于我們沒有一點啟發和幫助嗎？
治學方法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它并非萬能，也不是超時空超思想的東西，對于哲學社會科學來說，尤其是如此。我曾經說：“對于一個學術工作者來說，思想、學識、方法都很重要。治學方法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學識不夠、思想不端正，空談治學方法如何重要、如何正確是沒有用的。”拙文《胡適的治學方法論及其他》，載《學術月刊》1996年1月號，收入《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一般說來，一個學者，當他的思想、學識、方法三者結合得好，處于融洽和諧狀態時，其研究將取得最佳結果；反之，當三者處于矛盾、分裂，無法統一的時候，其研究及結果也將受到扭曲和損害。王國維治學的思想和方法，反映了他治學的智慧和經驗，很值得我們分析研究。但任何治學方法，哪怕是最好的治學方法，只有跟我們個人諸條件相結合，“化”為自己所有之后，才能產生積極的作用。
1997年暑假于半磚園（原載《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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