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胡喬木同志晚年很關心高校和高校教師。Www.Pinwenba.Com 吧1987年他在滬期間，曾兩度視察華東師大。他對大學教學情況非常關心。座談會前還利用一點時間會見過幾位老教授，其中有名譽校長、教育家劉佛年教授，喬木中學時代的老師、地理學家胡煥庸教授和文藝理論家、中文系徐中玉教授等。1989年11月間，喬木同志時在上海。

他又表示要看望師大中文系的施蟄存教授，因為他讀施著《唐詩百話》，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覺得“很是受益”，想起在中學生時期就開始接觸施老的作品，又從該書卷首《序引》中得知施老曾大病住院年余，《序引》中記述《唐詩百話》撰寫過程，其中有言：“1983年初，正想擠出時間來完成這個工作，想不到從3月中旬起患了一場大病。我在醫院中住了十八個月，于1984年9月出院回家。”關切地詢問施老健康情況，能否在校中或住處見客。

施老十年前因患直腸癌做過大手術，術后情況良好，但是外出行動不便。他住在校外，難以到校。喬木決定到愚園路訪晤施老。

11月29日上午，喬木由市委有關負責同志陪同趨訪施老，我也陪同在座。那次晤談大約有一個多小時，彼此談文壇往事，談魯迅，談《現代》雜志，談書，談書的出版和閱讀，其中就談到《唐詩百話》。施老是我的老師，有幸在他的“北山樓”聆聽兩位老人的晤談是很愉快的，何況又確實是“一番內容豐富、親切有味、令人難忘的談話”。拙文《胡喬木同志談〈唐詩百話〉》，載《文匯報》1993年7月17日。事后有些師友和同志希望能夠把喬木和施老當時所談的東西全寫出來。我感到那次談話對我們大家，尤其對從事思想、理論、文藝工作的同志確實很有好處，它不僅使我們對歷史情況增加了一些了解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我們對現當代文藝一些歷史問題乃至對于一些現實問題的回憶和思索。不過，全寫出來卻做不到，因為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郭豫適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胡喬木同志訪晤施蟄存先生記為了寫這篇文章，我事后曾向施老詢問一些問題，施老還向我提供了在那次談話以前他發表的幾篇有關的文章。考慮到要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胡、施二位的談話，我又查閱過一些有關的史料，對此文中涉及的某些問題或情況有所申述。但就喬木那次訪談而言，則無論是筆者還是施老，都覺得當年談話有些內容已經遺忘，現在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有遺漏，不完整。文中對胡、施二位的談話，除了某些語句由于印象很深因而加上引號以外，成段的話一般就沒有加上引號，只是傳達談話的大意，具體文字的準確程度則自應由筆者負責。

二、 到“北山樓”會晤施老寓所是在愚園路臨街一座房子的樓上。樓雖不高，但樓梯局促，雖扭亮了小電燈，照明度仍差，視力不佳者要上“北山樓”不大方便。那天上午，施老在他的起居室、書房兼會客室迎候客人。喬木一行扶著樓梯慢步登樓入室，施老已站在房門口和客人們一一握手，互致問候，喬木和北山老人均露出愉快的微笑。

接著客人和主人就圍著房間中央一只方桌坐下來，彼此靠得很近，各人面前一杯清茶。喬木和施老就像未曾晤面的熟人，雖是初次相見，一見如故。

喬木說：“施先生，我很早以前就讀過您的作品了！”施先生很高興地笑著說：“謝謝您來看我！我也老早就知道您了！不過，那個時候有‘兩個喬木’，人們對此不大清楚。”對于施老所說當年有“兩個喬木”的話題，喬木微微點頭，但對“兩個喬木”是怎么回事沒有具體回答，臉上若有所思的樣子，大概因為施老此際提及“兩個喬木”時，其中另一個“喬木”已經于數年前不幸病逝，施老的話無意中使胡喬木感到哀思吧。

原來事情是這樣：當年胡喬木、喬冠華兩位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且又都署名“喬木”，所以就有了“兩個喬木”這個問題。外界有人以為是同一個人，有人猜可能是兩個人但又不甚清楚。據說后來是**同志找二位來過問此事，并提出建議，讓其中的一個“喬木”——胡喬木仍叫“喬木”，另一個“喬木”就叫喬冠華。這樣，“兩個喬木”的問題就愉快地解決了。其實，胡喬木、喬冠華二位不但用名相同，而且是有更多方面相同之處的親密戰友。據喬冠華愛人章含之《十年風雨情》的記述，他們二人“是半個多世紀的戰友，同喝家鄉水，同出清華園，同用‘喬木’名，喬木同志是深知冠華的”。喬冠華1983年9月22日上午去世，當天下午她就收到喬木同志的唁電，電文滿含深情，使她淚如雨下。《十年風雨情——我與喬冠華》，見《文匯報》1993年9月17日、19日。文中有胡喬木如下唁電：“炳南同志并轉含之同志：驚悉冠華同志于今日逝世，不勝痛悼。冠華同志投身革命近半個世紀，對黨和國家的貢獻不可磨滅。晚年遭遇坎坷，方慶重新工作，得以博學英才，再為人民服務，不幸被病魔奪取生命。這固然是黨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訣別，實深憾恨。謹希含之同志和全體家屬節哀。胡喬木。”

三、 《現代》發表魯迅文章“立了一功”

喬木和施老回憶起過去年代文壇的情況，其中給我印象甚深且又難忘的是，喬木不無感慨地說：文藝的事本來就很復雜，再加上有一些誤會、誤解，所以產生過一些本來或許是可以避免的悲劇。他說到這里稍有停頓，接著又補充說：“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往事，我們這一輩人主要是從文字記載上了解當年的情況；而五六十年代，我們已經是過來人，有了實際的經歷并且記憶猶新。喬木同志說話聲音不高，但話語十分清晰，短短的幾句話使我們在座的人都感到很有分量，心情不免有點沉重。

顯然，作為一位久經考驗的有著豐富閱歷的領導人，喬木不只是抒發個人的慨嘆，這里面反映了他對歷史的一種深刻的反思，他是在提示我們：大家應當認真地記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接著，喬木首先談到的是施老當年所編的《現代》雜志。他說：

“《現代》上面的文章，不能一概而論。”他特別稱贊施老當年在刊物上發表魯迅先生的文章，說：那個時候在您的刊物上發表魯迅先生那篇文章比在黨的刊物上發表它作用要大得多，“您立了一功！”喬木還說魯迅那篇文章影響很大，當時張××(?)曾說，《現代》發表魯迅那篇文章，是當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喬木所說的魯迅“那篇文章”，就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文章——《為了忘卻的記念》。《為了忘卻的記念》發表于《現代》擦亮了人們的眼睛，啟發和鼓舞青年們為國家和人民的光明前途而勇敢斗爭。

喬木提到的當年對《現代》發表魯迅此文給予極高評價的人究竟是誰？我當時只是憑聲音聽出好像是姓“張”(?)，名字沒有聽清。現在很后悔當時沒有進一步問喬木。后來我問過施老，施老多年來是靠助聽器聽人家講話，那天當然也不例外。他說他也聽到喬木是說姓“張”，也沒聽清名字。他說：“會不會是張聞天？不過當時張聞天并不在上海。”施老這話是有根據的，此事我后來查閱有關資料可以佐證。

如秦建君同志曾考述魯迅和張聞天的關系，說“張聞天與魯迅于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期間，都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始終沒有機會謀面”；但張聞天和魯迅多有文字上的關系，張聞天1932年11月3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央機關報《斗爭》，通常是由馮雪峰直接或間接轉來的，也有托內山書店的送貨員送來的。但這篇文章卻不是從這兩個渠道來的”，“后來聽說，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志的編輯室里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文見《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當時拿到這篇文章曾有點猶豫，但覺得魯迅這篇文章寫得實在好，還是應當發表。”施老說：“文章發表后，本來以為他們（適按：指國民黨當局）會來找麻煩，可是不知為什么他們倒沒有來找麻煩。”喬木聽到這里，接口說：“如果他們來找麻煩，那豈不是反而欲蓋彌彰了嗎？”四、 “杜衡后來到哪里去了？”喬木接著還提及當年《現代》雜志其他成員。他問施老：“杜衡后來怎么樣？到哪里去了？”施老回答說：“他后來去香港，跑到那邊（適按：指投奔國民黨）去了！哈哈，‘時，語氣之間都流露出對魯迅的崇敬。施老在回憶中多次提到馮雪峰，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施老編雜志、編叢書常通過雪峰得到魯迅的支持和幫助。施老另撰有《關于魯迅的一些回憶》、《最后一個老朋友——馮雪峰》，施蟄存：《最后一個老朋友——馮雪峰》，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他寫了一部成功的歷史》（寫在胡喬木同志逝世一周年），其中談到喬木最后寫的《中國**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說：“這篇文章，是他在癌轉移、全靠吃化療藥和‘興奮劑’的情況下寫出來的，用他的話說是‘拼老命寫的’。”文末又說：“喬木同志一生沒有其他嗜好，從不愛玩也不會玩，讀書、思考、寫作，是他每天必須重復的三件事。”邱敦紅同志此文載《人民日報》1993年9月19日。斯人斯事，令我欽佩無限，特別是想到喬木同志晚年自己身患癌癥，卻仍那樣掛念著確需多加關心的大學和大學里的教授，想到他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心里非常感動。寫這篇文字，一方面是記敘喬木訪晤施老的往事，另方面也是借此紀念尊敬的喬木同志，愿他勞瘁一生之后得到永恒的安息！

（1993年9月起筆，11月底寫完）（原載《文藝理論研究》1994年，改題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仍由該社于1997年5月出版。在后出的《我所知道的胡喬木》一書中，收入本文時加了一條重要的腳注：“胡喬木說的這個人是張蔭麟。——本書編者注。”199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