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我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Www.Pinwenba.Com 吧期間，幾位大師級學者由于在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被戴上“右派”等帽子，取消了教席。即使勉強允許其開少量的課，內外仍有種種限制。至于他們的著作，圖書館多已“下架”，欲了解其學術見解，只能從有關批判文集中“正面文章反面看”，略知一二。還有一些未被劃入“異類”的名師，教學中謹言慎行，報刊上難得一見他們的文字。

其實，此類沉悶局面，當時全國高等學府所在都有，時代使然。

那五年中，給我們開課而又不時在報刊上發表研究成果的，是青年教師郭豫適先生。

郭先生是幸運的，他1953年考入華師大，1957年留校，被分在古典文學教研室，其專業相對于文藝理論、現當代文學較少受干擾。郭先生很優秀，他長相老成，聲音洪亮，講授古代文學別開洞天，史論結合，并自然融入文藝學、比較文學知識，我們59級學生根本想不到他才畢業兩年。又相繼在《解放日報》、《文匯報》、《學術月刊》、《光明日報》、《新華日報》上讀到他的長篇論文《“民間文學主流論”及其他》、《應該把作家文學視為“庶出”嗎》、《略論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問題》、《關于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思想估價》、《關于〈紅樓夢〉思想傾向的討論》……同學們都欽佩不已。記得當年每天上午四節課后，用餐畢，我們愛學習的同學穿過文史樓回宿舍時，必到報欄前瀏覽報紙上的學術文章。上述郭先生的論文，我就是，一般只選一篇，最多不超過兩篇。”該書收入兩篇的僅有俞平伯、何其芳少數名家，而郭先生的長篇論文《論〈紅樓夢〉思想傾向問題》、《西方文藝思想和〈紅樓夢〉研究——評介〈紅樓夢〉研究史上的‘新談’、‘新評’、‘新敘’》，就被全文選入。發表于198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的《擬曹雪芹“答客問”——紅學研究隨想錄》，以新穎、幽默的筆調批評了“鉤沉索隱的研究方法和悖理違情的高見”，被譽為“小說體的論文”，至今仍有不少讀者在網上查閱，或向先生索要同名紅學論文集。

郭先生一貫強調，“實事求是是學術研究最高要求，但同時也是最起碼的要求”，“就是追求一種學術獨立的科學精神”。為此，他在“文革”之前就敢于肯定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學術性，同時也指出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在觀念和方法層面的缺陷；他對于當代學界“大人物”同樣不諱言，如指出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在考證問題上有不少謬誤，其核心在于將《紅樓夢》的“自傳說”發展到極致。至于郭先生對作家劉心武的創作和“紅學研究”，一貫分別持鮮明的褒貶態度并一再評說，更為學界共知，指出“劉心武的‘揭秘’和他的‘秦學’是用再創作的辦法編造故事，過多地依靠主觀猜測，恕我直言，這并不屬于科學考證，其實是新索隱派的做法?！惫壬缲摲敝氐念I導職務，但他堅守校園，教書育人。他帶出了一批有水準的博士研究生，不辭辛苦地為每位博士生的論著寫序作評介；他又十分念舊，2004年我和老同學夏康達君合作發表《關于當前文藝思潮若干問題的探討》，他看后親自摘編在《文藝理論研究》上。我去函感謝，他又很快回信：“我贊同你們的文學見解而主動推薦，這是我高興做的事！”郭先生生活簡樸，長期居住在華東師大一村底層“用殘磚在園內泥地上鋪成小道”而命名為“半磚園”的住所，2010年還出版了一本《半磚園居筆記》。書未出先將《自序》復印寄我。不料我久盼新書未得，卻從其他老師處得知從不沾煙酒的郭先生患胃癌而動了大手術。后從報上得知他病體恢復較好，《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底刊出專文《郭豫適：闖過生死關推出〈文集〉四卷》，于是，今年元旦我去電問候。郭先生拿住話筒講了近一小時，談學術，談人生，談“感悟生命、時間與自由”的“重病后感言”。當天，他即親自將四大部《郭豫適文集》并《半磚園居筆記》寄贈我。我感奮不已，數月來重讀了一遍他的學術著作，并將其置于自己的案頭，不時品味郭先生的學術人生。

（原載2012年6月11日《南通大學校報》和2012年6月15日《南通廣播電視報》，此處有增補，作者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