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古典文學界崇尚學術史的研究，頗成為一種風氣，且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Www.Pinwenba.Com 吧早在1998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潘樹廣、黃鎮偉、包禮祥所著的《古代文學研究導論——理論與方法的思考》一書就指出：“古代文學研究史專著自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稿》1980年問世，至1995年郭英德、謝思煒等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出版，其間據不完全統計，陸續有關于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雜劇、晚清小說等專題性研究史十余種出現于學術著作之林。”此后至今又有多種此類學術史著作問世。據筆者所知，除《古代文學研究導論——理論與方法的思考》上述已提及的學術史專著之外，尚有夏傳才的《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陳伯海的《唐詩學引論》（知識出版社，1988。按：此書雖非專門的唐詩學術史研究，但設有“學術史篇”一章），許總的《杜詩學發微》（南京出版社，1989。按：本書首次從宏觀的角度描述杜詩研究史），劉夢溪的《紅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按：此書系紅學專題學術史研究），易重廉的《中國楚辭學史》（湖南出版社，1991），沈玉成、劉寧的《春秋左傳學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許總的《宋詩史》(重慶出版社，1992)與《唐詩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黃炳輝的《唐詩學史述論》（鷺江出版社，1996），歐陽健、曲沐、吳國柱合作的《紅學百年風云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鐘優民的《陶學發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王友勝的《蘇軾研究史稿》（岳麓書社，2000），洪湛侯的《詩經學史》(中華書局，2002)，常森的《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陳維昭的《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竺洪波的《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白盾、汪大白的《紅樓爭鳴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方勇的《莊子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如此等等，足以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研究蔚為大觀。不過，新時期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的開拓者，如同《古代文學研究導論——理論與方法的思考》一書其實已指明的那樣，則是現為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的著名紅學家郭豫適先生。

郭豫適先生的紅學史研究專著即是1980年1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樓研究小史稿》與1981年8月該社刊印的他的《紅樓研究小史續稿》。郭先生的這部紅學史研究專著問世后至今猶得到學界很高的評價。例如，胡建次與潘牡芳在《新時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研究述略》一文中說：“新時期以來，我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首先是從小說研究開始的。1980年和1981年，郭豫適出版了《紅樓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和《紅樓研究小史續稿》（同上，1981年），這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義。”①黃霖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也說：“郭豫適自1960年起因教學需要，編印了《紅樓夢研究簡史》的講義，后不斷整補修改，終于1980年1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紅樓研究小史稿》，翌年8月，又出版了《紅樓研究小史續稿》。這是《石頭記》問世以來，一般只選一篇，最多不超過兩篇，以最能代表其學術成果的論題為依歸”③。該書收入紅學論文兩篇的只有俞平伯、何其芳等少數紅學研究名家，而郭先生的論文《論〈紅樓夢〉思想傾向性問題》、《西方文藝思想和〈紅樓夢〉研究——評介〈紅樓夢〉研究史上的“新談”、“新評”、“新敘”》就被選入其中。又如，《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驗教訓——評近半個世紀海內外索隱派紅學》一文，被收入由郭皓政先生主編、陳文新先生審訂的《紅學檔案》，該書“精選了十六篇在紅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或代表性的論文，對其加以評介”；郭先生此文與其中選入的張慶善先生的一篇文章，被認為“對索隱派和新索隱派的產生發展做了大體的勾勒和鞭辟入里的分析”④。而郭先生發表在《學術月刊》1964年2月號上的《關于〈紅樓夢〉思想傾向的討論》，則曾被《新華月報》1964年3月號全文轉載。他如《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于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擬曹雪芹“答客問”——紅學研究隨想錄》、《應該實事求是地評價〈紅樓夢〉后四十回——兼評〈紅樓夢〉研究史上有關續書問題的評論》、《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爭論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兼評〈紅樓夢〉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隱派》等等論文，也頗得到學界的好評。郭先生在紅學包括紅學研究史方面能取得這樣非同尋常的學術貢獻，即如他的紅學史研究專著，在近三十年后尚能得到學界很高的評價，這決不是偶然的。毫無疑問，一個學者要取得學術研究上的成功，勤奮、博學、天分等等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學術品格亦極為重要，否則，就難以指望有真正的學術發現與創造。郭豫適先生之所以能在學術研究包括紅學歷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顯然也與其學術品格密不可分。在筆者看來，郭先生可貴的學術品格，主要有兩點：

一、勇于開拓；二、實事求是。這誠然是老生常談的八個字，郭先生卻以他堅實不倦的學術實踐，對此作了獨到的闡釋，而在《紅樓研究小史稿》、《紅樓研究小史續稿》這一部專書的撰著中，尤有集中的體現。

二在郭豫適先生研究紅學史之前，人們對紅學的歷史已有一定的研究，但顯然不夠系統、全面。如阿英在1936年發表了《紅樓夢書話》，1941年編定了《紅樓夢書錄》，白衣香在1938年發表了《紅樓夢問題總檢討》，楊夷在1944年發表了《紅學重提》，習之在1948年發表了《紅學之派別》，這些著述對紅學發展的歷史階段與流派有一定的劃分、評介，但有不少研究并不允當。如阿英在《紅樓夢書錄》中將紅學的歷史劃分為這樣四個階段：王希廉的研究為學誠《校讎通義》也主張學術研究要“辯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研究一門學問，探明其源流與歷史發展階段及其關鍵“類例”，甚為重要，否則，其學術研究難免有“茍且”之處。紅學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例如，我們決不否認阿英先生對中國通俗文學的杰出貢獻，但如前舉他在《紅樓夢書錄》中對紅學發展階段的劃分，顯然并不科學。照他那樣的分法，因為不符合紅學發展的實際，也不能分出重要的“類例”，因此，在此基礎上顯然難以開展真正全面、深入的紅學史研究。阿英先生當年已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名家，以他的水準尚且不能很好地劃分《紅樓夢》發展的歷史階段等等，可見初創者之研究紅學歷史與正確區分紅學發展階段之艱難。這正如魯迅先生當年，要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理出一條清晰的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線索那樣，看似不難，而究其實際，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郭先生以魯迅先生為楷模，以極大的學術勇氣與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開辟榛莽，從繁茂蕪雜的紅學歷史中，科學地清晰地勾勒出紅學發展的歷史軌跡。誠然，所謂科學地清晰地勾勒出紅學發展的歷史軌跡，并不是毫無重點地一一臚列、評介紅學歷史上的著述與現象；如果這樣的話，就成為紅學發展歷史的流水賬本，而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紅學史著作。因此，紅學史的寫作，必須既明其源流與嬗變，而又厘清主次，劃分如鄭樵在《校讎略》中所說的“類例”；如此方能正確地描述紅學歷史的發展線索，而又能綱舉目張，突出重點。為此，郭先生為他的紅學歷史的寫作，確立了非常明確的體例，即：“依時分章，舉例評述。”郭先生在《紅樓研究小史稿》之序言中說：“《紅樓夢》評論史上有關的著作和材料實在太多，如何恰當地選擇、組織，很不容易掌握。筆者基本上采取依時分章、舉例評述的方法。”這在相當程度上其實也就是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的著述體例。當然，所謂“依時分章，舉例評述”，只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如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初看起來似乎只是重點評述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家作品，而內實有著對中國小說發展歷史規律言簡意賅的深刻論述那樣，郭先生的紅學史著作，并不乏對二百多年紅學發展歷史基本走向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準確地說，郭先生對紅學發展歷史基本走向的高屋建瓴式的闡述，具體體現在嚴格的科學的“舉例評述”中。這正如陳維昭先生在《紅學通史》中所說的那樣：“郭著力圖捕捉從紅學誕生至1976年之間的重大事件，對重大事件的過程、主要人物、主要觀點進行評介，以此去把握紅學史發展的基本動向”。

客觀地說，郭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及其《紅樓研究小史續稿》，依照“依時分章，舉例評述”的原則，比較科學、清晰地勾勒出紅學發展的歷史線索，劃分紅學史研究的重要“類例”，建立起如前述黃霖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小說卷》中所說的紅學發展歷史的撰寫框架和模式。如郭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分為七章，依次是“小說引起的反響和有關見聞”；“脂硯齋的評論”；“雜評家的評論（上）：“雜評家的評論（下）”；“評點派的代表作”；“索隱派的代表作”；“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及其他”。《紅樓研究小史續稿》（五四時期以后）分為十四章，依次為“五四時期西方文藝思想和《紅樓夢》研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新紅學的產生”；“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魯迅論《紅樓夢》”；“后期索隱派的代表作（上）”；“后期索隱派的代表作（下）”；“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及其他”；“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及其他”；“對唯心論的批判和《紅樓夢》的討論（上）”；“對唯心論的批判和《紅樓夢》的討論（下）”；“五四年后的若干評著和六三年的紀念活動（上）”；“五四年后的若干評著和六三年的紀念活動（下）”；最后是附錄：“《紅樓夢》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評‘四人幫’的反動‘紅學’”。郭先生的這種劃分既勾勒了紅學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又突出重點，并標明紅學研究的重要“類例”，如“脂硯齋的評論”、“雜評家的評論”、“評點派的代表作”、“索隱派的代表作”、“五四時期西方文藝思想和《紅樓夢》研究”、“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新紅學的產生”、“俞平伯的《紅樓夢辨》”、“魯迅論《紅樓夢》”等等，因為這樣的劃分符合紅學歷史的發展實際，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故至今猶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陳維昭先生在《紅學通史》中就認為郭先生的紅學史研究著作“大體上以時間先后為序，把同一類型的研究歸為同一專題進行評述，把紛繁錯綜的紅學現象納入一個條理清晰的框架之中，從而給讀者一個明晰的研究史輪廓。”郭先生之所以能對紅學發展的歷史線索及其相關“類例”有較為科學的劃分，乃在于他在總體上對整個紅學發展的歷史有著深刻的把握。由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對郭先生在《紅樓研究小史稿》中對紅學史的發展在宏觀上所作的劃分，作了重點介紹，實表達了學界高度贊賞：“作者在《跋》中首先提出紅學史的分期問題：具體的實際內容和價值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這是難能可貴的。”又如，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平津特派員”的李辰冬，1949年去臺灣。李辰冬曾留學法國，1942年，正中書局曾出版過一本他的《紅樓夢研究》，該書是1940年代《紅樓夢》研究者開始注重研究《紅樓夢》本身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因為李辰冬是國民黨的學者，郭先生在寫作紅學史時，就有友人好心勸他繞過李辰冬，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但郭先生考慮到李辰冬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及其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還是作了深入的研究。《紅樓研究小史續稿》共十四章，即獨設一章，標為“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下分“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概述”、“李辰冬論曹雪芹的時代、個性和人生觀”、“李辰冬論《紅樓夢》的人物及其世界”、“李辰冬論《紅樓夢》的藝術價值及曹雪芹的地位”四節，即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研究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李辰冬此書約七萬字，郭先生的評價就寫了兩萬多字，既指出李辰冬在《紅樓夢》研究方面的失誤，又客觀地評價他將《紅樓夢》研究回歸到小說的本身，繼承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傳統。當近年來有人呼吁“李辰冬不應被‘紅學’遺忘”，或如有的學者所說“就紅學研究界來看，此書（按：指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鮮有人提及，只有1976年曾被摘編在《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中所指出的：“真正把‘自傳說’發展至最高程度的，卻是一九五三年正式出版的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這是因為，“在《紅樓夢新證》里，小說中賈府的人物事件和作家曹雪芹家里的人物事件是被當作一回事來加以互相印證的。”例如，在該書《人物考》一章中，周汝昌先生在論述《紅樓夢》的“舊時真本”時，就毫不猶豫地考定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后娶史湘云。如此等等。因此，郭先生在本書專門列了一節“‘寫實自傳’說的代表作”，旗幟鮮明地指出，《紅樓夢新證》的基本觀點就是“寫實自傳”。他進而寫到：“周汝昌的‘自傳說’是胡適、俞平伯的‘自傳說’的繼承，但比胡、俞二人更堅決、更徹底，考述也更加詳盡。從這些情況來看，《紅樓夢新證》是《紅樓夢》評論史上主張自傳說的一部最大的代表作。”顯然，依照中國學術界客觀存在的多做表揚，少做批評，甚至不做批評的學術批評“潛規則”，這種面對“權威”毫不“茍且”的嚴肅的學術批評態度，同樣是難能可貴的；聯系上述在比較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對胡適在《紅樓夢》研究方面所作的實事求是的評價，郭先生其獨立的學術評判立場躍然紙上。

實事求是是中國優秀的學術傳統。《漢書》卷五三《河間獻王傳》所說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人們已耳熟能詳。不過，筆者更欣賞《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傳》三所說的“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茍同”。所謂“不茍同”，對學術研究來說，就是要敢于排除一切非學術的因素，而有自己獨立的判斷。對一個學者來說，“不立異”并不難，但要真正做到“不茍同”，特別是在評判有關比較敏感的人與學術問題時，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氣，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還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非要有優秀的學術品格不可。郭先生以拓荒者極大的勇氣全面梳理《紅樓夢》研究史，可以說是以他優秀的學術品格全身心地實踐了《清史稿》之《儒林傳》所說的“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茍同”，而終于寫出了“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魏書》卷八二《祖瑩傳》中語）的《紅樓研究小史稿》與《紅樓研究小史續稿》，因而得到學界廣泛的贊譽，并對此后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撰寫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郭豫適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紅學史研究，導夫先路，是對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所作的杰出貢獻。

注

① 胡建次、潘牡芳：《新時期以來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研究述略》，《社會科學家》2004年《紅學的學術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5、644頁 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9頁。

可參鐘明奇：《關于李辰冬研究的補充》，《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12月29日。

見《北京青年報》2006年5月1日。

熊飛宇：《李辰冬〈紅樓夢研究〉管窺》，《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1期。

(原載《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第1期，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中心教授)